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启动后，高校也开始面向市场，有了成本核算的意识。从“自费”试点到“双轨并存”再到“收费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逐步建立。与收费制相伴随的是高校的扩招，自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以来，至2007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已达27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比1978年增涨了近11倍。扩招的同时各种条样的乱收费、高收费也接踵而来。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青海省委主委鲍义志在2005年的提案中曾提到：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人均学费为2769元，比1998年增长10.3%。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20%[19]。由于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拨款不足，高校各显神通，采取多种渠道创收。许多高校在核定的收费标准之外又以建校费、扩招费、赞助费等多种名目收取额外费用，将国家应该承担的部分教育成本转嫁到学生及其家长身上，导致部分学生因交不起巨额费用而推迟继续深造的机会[20]。针对有些地方采取降低录取分数线，对扩招部分的学生高收费或另外收取建校费、建设费等做法，国家计委、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扩招有关收费问题的紧急通知》（计电[1999]82号）和《关于督促落实国务院纠正招生收费“双轨制”决定的通知》（计电[1999]87号）中要求坚决纠正招生收费“双轨制”，但效果有限。与此同时，为了盈利，各种校办产业相继兴起，高校开展了广泛的产业化经营。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学历教育班、二级学院等相继成立。为了盈利，高校甚至不惜滥发文凭。而在初等学校，各种各样的择校费、赞助费也层出不穷。“名校办民校”等模式也应运而生。这些改革一方面确实扩大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由于竞争失序，也带来教育向钱看的不良倾向，“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大量滋生。一项调查显示，各地通过缴纳赞助费、择校费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几乎都超过了10%以上，其中最高的安阳达到39.7%，其次重庆达到30.4%，而北京则达到10.3%。通过缴纳赞助费、择校费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比例则达到25.2%[21]。
　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启动后，弊病同样显现。过去医院的经费来源有三：政府补贴为主，诊疗费用及药品销售为辅，而改革后政府补贴仅占10%，90%以上要靠医院创收[22]。医院为了自身生存，在合理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广开财源，造成了一系列弊端：医德医风滑坡，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胡乱诊断、医院乱收费、医生拿红包、医疗事故频发等事情层出不穷[23]。很多医院在推进“企业化”管理的过程中，甚至不惜与药业公司合谋，出租科室，坐收渔利。如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自1999年3月就与南昌华跃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设“性病专科”，由公司每年向医院交纳房租及管理费用并负责科室所有人员的工资及费用。2005年，卫生部在《关于对有关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处理情况的通报》（卫监督发[2005]86号）批露：河北万岁制药集团在全国二十四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六十家医疗机构承包科室，聘用无医师资格人员行医，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直销其生产的药品，以合法的名义欺骗群众。违规通报涉及地方医院五十八家，军队所属医院两家；发现有十家医疗机构先后聘用二十五名无医师资格人员行医；十四家医疗机构的二十二名医师未按规定进行注册；六家医疗机构个人收受好处费共2.63万元。这一情况通报反映出的是某些医院的唯利是图，这种倾向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不断暴出的“天价医疗费”事件、“见死不救”事件已使医院、医生的形象被贬底为“刽子手”“白眼狼”。“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网上流传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不满心态及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
　　可见，1978年以后的推进的教育、医疗及传媒领域的改革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这种缺陷源于“二元体制”的不彻底性。在这种体制下，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合二为一，既扭曲了行政管理，也扭曲了市场竞争。以中国传媒业为例，目前有许多地方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还兼着媒体集团的董事长（或报社社长、电视台台长），绝大多数地市报社的一把手都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很多地方的新闻出版部门直接办报投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也有许多地方的报刊、电视台要向自己的主管部门上缴一定的利润，利益共享[24]。这在其他国家都是见不到的，明显违背市场竞争规律。中国报刊有两千多种，但到2011年还有65%的报刊是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25]。这样的“市场化”显然是成问题的。中国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也不明显。用人权、重大决策仍然掌握到主管部门手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一次访谈中谈到高校行政化倾向时说：“我提名一个副校长，一般都能通过。但地方很多高校都没法做到，上级部门安排过来一个副校长，能在一周前给校长打个招呼就不错了。”[26]长期研究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陈学飞教授也认为，近年来，行政部门通过管干部、管人才、管工程项目和经费、管科研、管学科和专业、管课程设置、管教材编写等对高等学校的管理行为，使政府对高校的控制不松反紧，呈现全能主义的趋势[27]。这种全能主义也体现在医院及媒体管理中，导致这些机构只能向上负责，而无法完全向市场负责，更无法向公众负责。“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尽管使其在微观层面有了一定的激励，但这种二元体制无法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因而也无法消除诸多乱象。在这样管办不分的情形下，医院、学校及媒体既是公益主体，又是市场主体；政府监管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无可避免。
　　一方面，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方面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在政府主导体制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标准化的，无法满足公众个性化的、多样化的需求。例如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增加，人们对高端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渴求在增加。很多有钱人早就不满足于让子女在普通学校就读，对医疗的需求也为高级保健的需求所替代。在这种需求的刺激下，各类收费昂贵的“贵族学校”“双语学校”应运而生，“私人保健医生”也日益受到青睐，这是正常现象。但我们也看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并不能满足这一类的高端需求。例如高等学校统一的收费标准、统一的住宿条件就引起很多家长的不满。穷人觉得贵，富人却觉得条件太简陋。许多家长为了让子女享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只好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中国目前的留学热，且越来越呈低龄化的趋势就反映了国内的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的趋势。同理，高端的医疗市场在中国也受到严格的政府管制，撇开人情关系不说，不管有钱人还是穷人，在中国看病都得排长队，且忍受恶劣的服务态度。而在国外，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不仅服务好，也不用排长队；而公立医院排队时间很长，但却收费便宜。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看病“既贵且难”的局面[28]。这种“两难”同时出现，和政府的过度管制有关，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失灵”的表现。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施莱佛和他的同事对1999年全世界85个国家或地区开办新企业的准入管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管制不仅没有提高产品品质或减少污染等负外部性，相反还增加了腐败程度[29]。这说明政府及其公立机构也是经济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会利用垄断的权力去寻租。政府管制并不能真正实现公立医院、学校及媒体的公义宗旨。这三大领域层出不穷的诸多丑闻也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