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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三个行业可谓“同呼吸，共命运”，大体相同的制度约束使其表现出大体相同的弊病。在这种体制下，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医院、学校及媒体丧失了活力。在消耗了大量的国家拨款后仍然无法提供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的公共服务。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投入有限，导致了这些行业经济状况恶化，入不敷出。学校缺少经费，教学设施陈旧，医院的设备老化，而传媒业由于没有广告，连《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都处于亏损状态[10]。整个行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遑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以医疗行业为例。改革开放初期医疗资源极为短缺，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成为当时的大问题，各医院人满为患，人们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往大医院挤。与此同时，医院经营管理混乱，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畸形的管理体制使“医院办社会”负担沉重，医护人员的态度也大成问题。以协和医院为例，当时协和医院的财政拨款是500万元，但医院的成本开支需要1500万元，这还只能够勉强维持全院3000多职工的基本工资，根本谈不上医院扩建、翻新仪器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11]。协和医院的领导不得不向卫生部哭穷。对于协和医院的报告，卫生部的答复是“给政策不给钱”，并对其实行财政定额包干，余下的缺口由医院自己创收解决，协和医院的改革由此起步[12]。1979年，卫生部下发《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和完成任务奖励）工作，接着又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等，拉开了中国医院企业化管理改革的序幕。
计划时代政府对高校实行的“统包制”“供给制”也导致了高校缺乏活力与特色。针对政校不分的情况，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等几位大学校长、书记关于《给高等教育一点自主权》的呼吁。在此舆论之下，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实行了人员流动、岗位责任制和内部工资改革。1983年6月9日，教育部同意上海交大扩大管理权限，增加办学活力。由此，一个“全国学交大，以管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13]。
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改革前的中国传媒业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1978年财政部转批《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同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报社企业化经营的决定。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了商业性广告。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报刊恢复广告的做法，并做了具体规定。同年，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管理办法》，再次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方法。1983年，出版社也被文化部出版局定性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1984年6月，文化部出版局在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上指出：“绝大多数出版社现在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都要做到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的提取同利润挂钩。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14]1988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工商局联合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明确允许报社开展“与本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可以结合本身业务和社会需要，兴办经济实体”[15]。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媒介生产力，媒体广告额大幅上升。到1997年初，90%的新闻媒介实现了自负盈亏。仅有10%的党报党刊及广播电台还享有部分政府拨款[16]。
由上可见，这三个行业的改革逻辑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其启动的时间都在1979年前后，改革启动时都受到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逼迫”，改革的主要手段都是实施市场化、企业化的管理。改革的顺序都是“先易后难”，先从微观管理层面如工资、人事、经营与分配领域进行“边缘突破”，再延伸至宏观管理体制及产权领域的改革；从改革性质而言都属于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进入21世纪，增量改革的帕累托改善效应已释放殆尽，这三个领域的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并触碰到了体制改革中的坚硬内核。应该承认，医改、教改与传媒领域的增量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制度激励，也使这些传统上的事业单位焕发了活力。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并不彻底，现代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没有在这些行业建立起来。改制后的医院、学校及媒体依然保留着“事业单位”性质，事转企并不彻底，其产权及中高层人事任命仍然由政府掌控，而政府又不负责财政拨款或者只有有限的拨款，需要这些机构作为企业主体在市场上去谋取利润。这种特殊的、极具过渡色彩的“二元体制”造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
二、伪市场化：二元体制与双重失灵
以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1979年元旦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呼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以及1979年的上海交通大学实行人员流动、岗位责任制和内部工资改革等为标志，市场化改革开始在这三个行业施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二元体制逐步确立。这种过渡型体制尽管经过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但至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媒体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社长（台长）负责制”，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医院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均是这种二元体制的延续与发展。
这种体制仍然具有浓厚的行政官僚化色彩，离现代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二元体制主导下，“事业权力利益化”的趋向已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媒体市场化改革后，很多媒体变成了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采编人员的收入与媒体的经营收入直接挂钩，广告成为媒体的主要财源。这一方面激励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媒体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背离公共利益的倾向。有些记者只要挣钱，什么都可以干。有偿新闻、新闻敲诈、记者拿红包、拉广告、写软文、拿封口费等事情屡禁不止。从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赵安落马，影视部副主任露馅，到山西繁峙矿难多家媒介的十一名记者集体受贿；从《焦点访谈》栏目日益增多的说情者，到各地各类媒介对有钱、有权阶层的趋炎附势，媒介对外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内部国有资产流失等都已是不争的事实[17]。“一等记者炒股票，二等记者拿红包，三等记者写外稿，四等记者发本报”的顺口溜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乱象。媒体的市场化还导致了煽情主义、低俗化的盛行，媒体的新闻生产越来越受到广告与公共关系的影响[18]。这种乱象至今未得到有效治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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