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曾指出，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根本区别的原因是，传统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边界的概念，因为，它的权力无法直接作用到边界的全部范围；作为一个权力集装箱的现代国家，却能把它的权力影响施加到整个边界所包的疆域之内。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边疆地区，党的组织，因而还有国家政权的行政基础，并没有完全地触及并深入到边疆地区的最深处。所以，党和国家政权要像吉登斯眼中的现代西欧民族国家一样，把它们的权力强有力地渗透和延伸到整个疆域之内，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淡化地方认同和族群意识，加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而当国家的这种行政权力作用到边陲地区时，要时 时坚持和宣传这样一种理念：是执政党在代表国家对边陲地区进行直接的管理。
　　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是以原生性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执政党及其制度为基础来进行认同，取决于在现实生活中，在执政党及其执政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族群的原生性特征之间，二者谁更能深入持久地积极影响和改变少数族群的生活。我们党在制定涉及边远地区的政策过程中，如果能时时考虑到这一点，是能够实现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的国家认同的，也只有这样，执政党认同才能更顺利地转变成国家认同。
　　
　　四、结论
　　
　　在作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如何实现国家认同的问题，其实就是“是什么界定了中国公民这个群体的边界”的问题。那么对大陆地区的中国人而言，中国公民区别于其他非中国公民的排斥性的共同特征又是什么呢?语言、宗教、生活习惯、历史、神话、记忆、血统等都不能作为区分是否中国公民的标准，只有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可统摄域内(指大陆地区)所有对象(即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统治下的公民都是中国公民)，从而也只有通过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才可从制度维度，对“中华民族”这种多元一体的认同进行有力补充和支撑。因此，在特定意义上，实现制度性的国家认同，其实也就是一个如何实现执政党认同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全国各族人民才必须坚持和树立四个高度认同的概念：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我之所以坚持主张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全党同志，时时保持清醒认识，保持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并认识到党的形象以及执政党的认同，始终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①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②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
　　③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对执政党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该党所坚持的制度的认同，因此，执政党的认同也是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其中一种认同基础。
　　④本家人，是在江西中、北部地区与客家人相对而言的一种身份。江西中、北部本来没有客家人，中、北部地区的客家人均是以前岭南地区等地客家移民的后裔。所以本家人，就是相对于客家移民后裔而言的江西原住民。但是，在江西中、北部地区，这种本家人与客家人的意识已经极度淡化，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基本上没有这种不同的身份意识。
　　⑤比如，假定个体B是一位商人。通常来说，为了更好地满足他的个人需求(理性的商人都具有保护自己财产权的需求，还具有降低交易的制度成本的需求——比如不用行贿就可以根据制度程序顺利地注册等)，他往往会支持一种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治制度，并因而支持、忠诚和认同于奉行这种制度的国家。
　　⑥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湾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5页。
　　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乱自何来》，《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0日。
　　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一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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