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要么注重精英(民族主义代言人)的认同行为，要么注重普通大众的认同

行为，而不是把二者结合起来，采用一种同时注重二者、以及侧重使二者联结起来的制度的方法。族群分离主义精英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大众进行动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有能够说服大众的基础。而如果执政党和国家给予大众以足够的信心，从而使分离主义精英丧失动员族群群众的基础，从而鼓动不了大众，那么有民族分离倾向的族群精英的政治阴谋，也就自然无法得逞了。因此我们要去除那种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把关注点放在使精英和大众作用得以发挥的制度平台上。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由于执政党具有强大的统合能力，因此，消弭族群分裂意识根基的最佳制度平台就是执政党，而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的突破口，也就自然是首先实现执政党的认同。
　　这样看来，要建立制度性的国家认同，需要解决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第一，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形成牢固的执政党的认同?第二，如何运用对执政党的认同来促进国家认同，并将它有效转化成对国家的认同?
　　
　　(一)如何实现执政党认同
　　1.履行执政党的功能。
　　成功的认同与人们需要的满足紧密相关。执政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功绩认同和利益认同，只是因为执政党的历史功绩，因为执政党的利益需求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保持根本一致，人民群众才会坚决支持和拥护，并坚定认同这一执政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因此，要实现执政党认同，执政党必须有效履行其作为执政党应该履行的职能，并在各项职能的履行过程中，充分考虑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
　　要实现执政党认同，首先需要在党和国家的体系、过程与政策三个方面，人民和社会团体对党和政府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交流、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政策制定等政治功能的实现过程上，有较高的评价与认同度。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要在政府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项功能的履行上，充分尊重和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前苏联正是因为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及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剥夺了各民族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力，再加上推行不正确的人口迁移政策，严重损害了少数族群的利益，才为民族分裂埋下祸根。苏共灭亡的沉重教训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执政党，如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进行充分的政治交流，不能尊重它们的利益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利益整合，是会逐渐失去其赖以执政的基础的。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所要表达的：要无限地降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依赖关系，同时无限地加强个体对国家的依赖关系，要大大减少人们对小团体的忠诚和热爱，因为这会削弱人们对国家的直接忠诚与依赖。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执政党在各项政治职能履行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充分考虑与尊重和制度性满足，必定会减少个体对社会小团体的忠诚和热爱，转而热爱和忠诚于广大群众所直接感受到的国家的直接代表——执政党了。正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认识到的，敌对势力总是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认识下手。而防止敌对势力搞乱人们的思想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执政党以实际行动和铁的事实证明，在各项政治功能的履行过程中，它是如何考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
　　2.加强执政党的内功。
　　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执政党要能有效履行它的职能，最为重要的是改进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在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其次，还要在少数族群地区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要在少数族群群众当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同时加强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素质，让他们成为密切党群联系的桥梁，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发扬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充分挖掘和利用执政党的各种执政资源；要加强国家的行政基础建设和意识形态基础建设，从最基层做起，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实，做透，做到位，而不能适得其反。比如在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照顾和优惠政策的宣传问题上，就要把宣传的重点确定为：这是对边远贫困地区及其公民的照顾与优惠，而不能不恰当地把它宣传为对少数民族的照顾与优惠，从而在客观上强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族群意识。总之，国家的政策和宣传不能一方面强调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强化他们的族群身份意识。
　　
　　(二)执政党认同如何促进或转化为国家认同
　　在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对执政党的认同其实就是对其所坚持的制度的认同。因此，在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制度性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较高的执政党认同会转化和促进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反之较低的执政党认同也会削弱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而另一方面，较高的国家认同也会反过来促进和转化为执政党认同，而较低的国家认同却又会削弱执政党认同与制度认同。前苏联的解体，就是这种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相互削弱、相互瓦解、恶性循环的结果。
　　而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更有利于使这种执政党认同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在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利益和族群性利益以及对这种利益的认同，总体上要比整体的国家利益更具有真实性、易感性、直接性和具体性，而民众的传统地域观念也要比国家观念更为深刻。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国家对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整合度不够，而且这种整合仅仅停留在表面，因此自然而然，公民观念也就难以在短期内压倒地域观念和族群身份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地域观念和族群观念，正是区分现代民族国家和传统国家的标准。就像法治是统治方式在从权力到法律之间的连续谱中更接近法律一端的程度问题一样，国家认同其实也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公民既不会只保留纯粹国家取向的身份认同而不具有其他下位认同(比如地域认同、宗教认同、语言认同等)，也不会是只保留完完全全的族群——民族取向的身份认同，当我们说这位公民具有国家认同时，是指他在这两个极点当中，更接近于认同和使用自己国家给予的公民身份的状态。因此，评估个体认同什么的一个最好的问题就是：当你在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时，你是主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特殊族群的成员还是一个公民来看问题，即你是以哪种身份来思考这一问题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