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认同病理分析
　　
　　在分析人们为什么会形成国家认同之前，我们其实可以先从另一角度，研究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会去认同一个在他人看来他本应认同的民族对象与国家对象，这种对国家认同反向角度的研究，是对国家认同的病理进行研判，以诊断：在一个国家，为什么它的少数族群会产生强烈的族群意识，并发展为民族分裂倾向，损害国家认同。对这个问题做出病理诊断，其实就是一个回答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为何会发生国家认同危机的

问题。
　　根据认同主体的不同，国家认同可以分为个体的国家认同——比如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国家认同，以及集体的国家认同——比如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如果从需求满足的角度来审视国家认同的病理，那么民族分离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往往会在以下情况下发生：
　　第一，国家未能满足族群作为一个族群整体以自己生存方式生存下去的基本需求，而在族群地区采取种族清洗、种族强制同化、强行移民等政策。这些作为生存方式的基本需求包括：操自己语言的需求；保留自己生活习俗的需求；保留自己宗教信仰的需求；保留自己生活地域的需求等等。这是因生存方式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认同危机。还有一种情况是族群精英基于自身的权力欲望，为了个人的一己权力之私，以族群性为基础，不顾国家稳定发展大局地大肆进行族群分离主义运动的族群动员，刻意强化族群间的这种差异和族群身份意识。
　　第二，发达成熟的制度性政治机制的缺乏，导致当地人们所关心的问题遭到忽视，或者，原来被毫无疑问地得到接受的集体自我的心理和物质定义，在新的条件下却变得不再被官方接受时，也会发生认同危机，这是因物质利益的缺失或不被关注而引发的认同危机。这种集体自我，既可以地域为基础，又可以族群为基础。因为这种集体自我往往是以地方关系或社会网络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一旦他们的利益得不到重视，往往会导致板块式的震荡。
　　第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也会导致认同危机。在转型社会，社会阶级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迅猛变化而同样发生迅猛的变化。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横向层面，经济结构的中心地区与经济结构的边缘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边缘地区产生一种强烈的地域上的相对剥夺感；在纵向层面，社会底层与富裕阶层在财富结构中的地位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往往会导致下层对上层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正是培育分离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温床。
　　总之，一方面由于对族群而言，存在着一种国家不是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族群的强烈认识，而国家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履行它在利益表达、政治沟通、政策纠偏等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又由于分离主义精英在对族群进行整体动员时，往往会对大多数族群个体做出承诺、或使这些个体认识到，精英们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时，多数族群个体往往就会舍弃国家转而追随这些族群精英了。换言之就是，如果国籍只是一种没有任何好处的标签，少数族群就会更加注重族群的认同感。在这个时候，认同危机就真正发生了。
　　再对事件发展的逻辑顺序梳理一下。最初，少数族群作为一个族群它是静默地存在的，这个时候，多数人并没有去注意、或在乎、或强调少数族群与主体族群之间的差异。当发生上述三种情况之一时，族群的精英或民族分裂势力的领袖便开始行动起来，通过强调族群内部在血统、语言、利益等方面的一致性，强调他们在血统、语言等原生基础上和利益上与主体族群之间的差异，进行族群动员，从而使得并不明显的社会裂缝变得清晰可见。此时，族群性(ethnicity，即作为族群一员所具有的共性)得到最大限度的突显和强化，并且开始由文化化轨道转向了族群性的政治化和地域化轨道，由文化层面的问题转变为政治层面的问题，并由众多政治方面的其中一个相关的政治方面而转变成唯一的方面，成为支配政治的唯一因素，造成族群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族群化之不可挽回的后果。
　　而传统民族主义视域下的国家认同理论，往往把诊断病症的眼光局限在族群性的原生基础和文化之上，并指望主要通过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却在无意中忽视了族群性由静默化转向表层化、由文化化转向政治化的真正根本原因，即族群的基本利益需求在国家的制度框架中得不到基本有效满足这一制度层面的原因，从而也就必然找不到能真正消除民族分离意识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化药方。在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者的眼中，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问题是，即使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也是由有相似之处的人所想象出来的由有相似之处的个体所组成的共同体。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从想象而具体化和实体化，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具有相同原生“族群性”的个体们的共同性有多么的重要和强大，也并不是由于在日常社会交往中经常需要使用到基于这一族群共性的族群身份，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他们的根本利益需求，才使得作为他们共同点的族群性被别有用心的人剥离了出来，并无限地加以放大。因此，我们要淡化少数族群的族群意识，根除民族分离意识，就必须瓦解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立论前提，而制度化药方就是瓦解其生存和立论基础的最佳途径。
　　
　　三、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
　　
　　通过前面对国家认同危机进行的病理分析，我们深知，国家认同危机往往是由于基本的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所致。如果说病理分析是从否定的角度告诉国家不应该怎么做的话，那么对实现国家认同的机理进行分析，就是从正面的角度，说明国家应该怎么做。要实现国家认同，必须坚持的总原则是：把“消解下位认同得以生根和强化的基础，同时用国家认同去代替下位认同发挥作用”确立为突破口和最重要的主攻点。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在加强国家认同方面，现代国家性质如何才能比古代国家(指历史传承、英雄人物等)或族群的遗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情境性选择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即我们经常的固定接触对象是谁(我们是否经常接触到它，并利用到它)；在进行交往时，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与对方进行交往(我们在与对方进行交往时，是一种被迫的消极被动方式，还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在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交往模式进行有效商谈)；我们对这一交往的预期是什么(在与这一交往对象的交往中，能否实现潜在认同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对传统的下位身份认同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人们之所以会更易于或更倾向于体认到宗教、语言、部族、家庭等传统的身份认同，这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容易经常直接感受到、体认到、接触到并且也是经常直接运用到这些下位身份认同，同时在社会交往中又更经常需要使用这种身份。因此要实现牢固的国家认同，也同样必须让国家给人一种“只要需要，就在身边”的触手可及的亲近感觉，而不是使人们对国家产生一种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神秘感、疏离感和距离感。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具有鲜明的建党在先、以党建国、党政同构和党国同构的特点，因此公民对执政党的认知、情感与评价，是最接近于也最有可能相应地转化成对国家的认知、情感与评价的，而通过实现与巩固对执政党的认同，也事实上就实现和巩固了对国家的认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