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在人类社会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即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社会，既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社会只由几个独立的家族构成，并且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占有观念。 人类社会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是比较进步的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在人类社会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即“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社会，既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社会只由几个独立的家族构成，并且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占有”观念。
人类社会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是“比较进步的游牧民族的社会”。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看来，这种进步性主要渊源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从狩猎到畜牧的变更及其对财产的“关注”与“渴望”，其他的一切变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据。弗格森对前后两个阶段作了深刻的对比：在人类靠渔猎或采集野果为生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财产几乎毫不关心，而且几乎还没有等级制度和政府的萌芽”；而在人类靠畜牧为生的历史阶段，“财产权虽然没有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但它是人们关注和渴望的主要东西”〔7〕。斯密也持相同的看法，“在牧人中间，财产权的观念进一步扩大了。不但他们带着走的东西属于他们，而且放在他们小屋里的东西也属于他们。他们认为那些有了回到他们那边来的习惯的牲畜是他们的”〔15〕。随着财产观念的形成与扩展，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会有所改变。比如父母开始希望为子女提供比其从许多合伙人乱七八糟管理的食品中所获得食品的更好的东西，人们也不再有把每一样东西都和公众分享的倾向，开始一味地关心起个人财富〔7〕。而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财富不均”与等级分化。 第三个阶段是“比较更进步的农业社会”。这种“更进步”，同样首先在于它克服了上一阶段人们生存方式的局限。农耕比游牧生活更稳定、更丰裕，甚至会有很多剩余产品。而在财产权方面，“财产权的观念由于农业而得到了最大的扩充”〔15〕。在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而土地又是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个人占有被众多的启蒙思想家看作是人类走向文明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卢梭和弗格森用很俏皮的话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16〕“‘我想拥有这片土地。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后人。’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为民法和政治机构建立基础。”〔7〕
关于第四个阶段的商业社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把握到这一历史新时代与之前各历史阶段的根本差异。弗格森指出：“战争，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侵略性的，都是每个部落的重大事务”〔7〕，“每个野蛮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战争”〔7〕，“最著名的斗士就是公民”〔7〕。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大致相同的句式反复强调商业社会之前各个历史阶段中“人人都是狩猎者，人人亦都是战士”〔17〕，“各个人是游牧者，同时也是战士”〔17〕，农业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战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战士”〔17〕。而在商业社会，“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18〕。从这种对比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深刻体认到商业是商业社会形态里最核心的元素，它规约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经济行为、精神气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问题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没有沿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那种从执政者人数的多寡、“立法者”的德性出发分析政体的范式，也没有采用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及的“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的历史演进图示，而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新视角，把人的生存方式、财产关系、经济组织形式的变迁看作社会发展演变的根源与动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社会演进及其机制问题上的这一创见，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源头〔14〕。
需着重指出的是，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看来，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迈进另一个历史阶段，绝非人之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财产制度与风习”，“技艺、制造业及商业”，人之自利、奢侈等欲望自发推动与促进的结果。在《国富论》中，斯密提供了这种分析的典范。在斯密看来，大领主权力的削弱、中世纪社会体制的解体是由“商业和制造业潜移默化，逐渐实现”的，而奢侈的欲望是其内在催化剂。斯密这样写道：“商业与制造业的兴起，渐使大领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余产物与他物交换。……他们一发现了由自己来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的方法之后，他们就不愿再和别人共同享受这价值。他们就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价格，用来换取一对金刚石纽扣或其他同样无用而无意义的东西，随而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18〕对此，斯密又感叹道：“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18〕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中世纪教会的历史命运问题，斯密做了同样的分析：“技艺、制造业及商业逐渐的发达，是大领主权力瓦解的原因，也是牧师们在欧洲大部分的世俗权力全部瓦解的原因”〔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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