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参与管理的形式变革强调员工的综合参与 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是当代工业民主理论变革所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同政治民主的实践运作模式一样，传统工业民主的实施形式也可以区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
（二）参与管理的形式变革——强调员工的综合参与
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是当代工业民主理论变革所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同政治民主的实践运作模式一样，传统工业民主的实施形式也可以区分为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模式。直接参与主要是指企业中的自治性和半自治性的工作团队，这种参与模式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之间的疏离感，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生产效率。但是，一旦将这种直接参与模式运用到整个企业层面，必然会涉及到决策效率问题。正如亨利?汉斯曼教授所认为的，在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雇员所有的企业里实行高度民主的决策机制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民主就不得不让位于代表制的管理体制。这种间接代表制的管理制度同直接民主相比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可以维护专业管理人员的权威性，降低决策程序本身的成本，同时可以防止无效率和有偏见的决策［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但是，间接参与模式也会导致另外的问题，由间接民主所产生的授权本身也可能导致效率问题，因为委员会的成员可能将自己的特殊偏好强加给整个群体［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同时，在员工和他所授权的代表之间也有可能出现缺乏有效的交流和反馈等问题。有鉴于此，西方学者戴维?杰肯（David Jenkins）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综合参与”的概念，他认为，最满意的工业民主体制既应该包括在车间实行的民主，也应该包括在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所实行的民主。因此，评价工业民主中理想的参与管理的标准应该是，既包括工人在车间中的参与，又包括在公司高层战略方面的参与，这就需要将以往的直接参与模式和间接参与模式作有机的结合David Jenkins,Job PowerLondon: Heinemann, 1974, pp65-67。其具体思路为：通过直接参与模式锻炼工人参与管理的自信与能力，使他们具有参与高层次决策（间接参与）的可能性；同时，间接的代表系统如果能够以员工参与小团体的草根网络作为基础的话，即通过加强员工与他授权的代表之间的交流与反馈，来进一步实现直接参与与间接参与的结合，这样，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工业民主的目标。
由“综合参与”的内涵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所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将直接参与模式与间接参与模式予以结合，这种结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直接参与模式所产生的效率问题，而且通过促进员工的直接参与，可以提高员工的参与能力，进而会提高员工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这两种效率对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对与工业民主相关的效率问题作出重新的认识:围绕效率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并不仅仅是指决策效率，还应该包括员工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员工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提升有利于管理价值的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并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认为，民主权利——在企业的情况下，都会降低效率。大量事实表明，劳动者享有民主权利，通常会提高他们参与、学习和创造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使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曹天予：《劳动产权与中国模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挑战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由此可见，从整合民主与管理价值的角度出发，综合参与模式通过提升员工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来弥补决策效率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样在坚持民主价值的基础上，兼顾了管理价值的实现，它应该是工业民主理论变革的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结 语
工业民主理论自诞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人们对它的阐释、探索乃至质疑并没有完全停止。对于我国而言，学术界对工业民主理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起步。如何将工业民主的理论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将是研究者思考的主要问题。当前，由于经济转型所引发的劳资冲突案件的数量，正呈现逐年上升之势。而相当一部分劳资冲突之所以发生，其根源主要在于我国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机制不健全，无论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还是工会与集体谈判制度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我们认为，要解决目前企业中日趋严重的劳资冲突问题，工业民主理念的复兴与工业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要建立和完善工业民主制度，除了学术界的理论论证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通过立法来进行推动。事实上，西方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成熟的经验，如1976年德国在战后初期所制定的《煤炭、钢铁企业共同决定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新《共同决定法》，法国在1980年制定了《职工持股法》，这些国家通过立法进一步巩固了工业民主制度，进而解决了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由此可见，现代的工业民主制度，主要是政府从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立场出发而作出的一种政策性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具有了超越企业内部制度的涵义，其制定存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相比之下，由于我国目前立法的滞后性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工业民主理念的复兴和工业民主制度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我们期望本文关于工业民主理论的研究能够给该进程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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