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如何实现资本的“空间革命”、去空间资本化，列斐伏尔和哈维顺着各自逻辑给出了不同回答。“列斐伏尔强调，生产方式的改变，甚至是社会的改变，仰仗的是空间的改变。”基于空间（加速）资本化的历史维度，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希望寄托于“空间的改变”深深地烙上了“乌托邦哲学”的色彩，违背了空间资本化背后那个“狡黠”的“理性”。哈维认为，“将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沿着更具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路线重现部署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力量，对寡头和垄断集团所掌握的压倒性力量进行分散化和民主化管理。”可是，问题并不在于主权国家是否愿意实行干预，而在于能否进行有效干预，可行性必须置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自我规定之中。1990年代以来的实践表明，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无法实现对资本的有效监管。例如，2012年法国政府酝酿新预算案，计划对富豪、石油业以及大型企业增税的时候，大批法国富豪逃往英国、瑞士等“对富人友好的国家”。资本越国际化，就越不受主权国家监管。因为，资本累进式积累对政治空间发起的“冲锋”打碎了国家间的壁垒。哈维需要的是“国际监管”而非“主权国家”；资本逻辑将会消灭任何地域性的空间阻隔，不论是地理的还是政治的。
　　资本累进式积累逻辑内置的生态、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危机也必然是“累进式”的，如果历史给予的机会未被社会主义者抓住并以此开拓历史必然性，那么，资本主义为自己强行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并非不可能——“垂死”的资本主义继续“挣扎”。当然，只要资本逻辑还主宰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前途和人类始终面临的悖论是：“要么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盟，要么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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