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的魔咒与价值准则的多元化
　　
　　强调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必然会认同“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说法。亲眼目睹并经历了二战带来的创伤，赫勒更倾向于站在悲观主义的立场上看待科学。与卢卡奇一样，她指责马克思将科学视为一种卓然独存于上层建筑之上的中性物的做法是一种“非统治的”、“纯化的”、“客观化的”知识论，指责“马克思从未想过科学将会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他分享了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宗教、政治和道德观念（不是科学）才行使着统治的功能”［2］（P52）。在赫勒看来，现代性是这样一种社会格局，在这里科学大行其道，行使着解释世界的基本职能，人们相信“科学的”就是“真的”，这个着了魔的词汇可以激发出一种新的信仰，否认是其实际所是。通过合理化和最优化的概念，科学最终发展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与此相应，技术想象成为统治现代人的支配性想象。①作为一个激进的学者，赫勒并不想让人们陷入绝望之境。阿多诺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果说阿多诺的名言贯涵着一种忧悒的悲观主义情愫，那么赫勒在《大屠杀之后可以写诗吗？》中的质疑则表明她实现了一种辩证的璞归：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因为这场灾难足以让一切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烟消云散；另一方面，人们又能够而且应该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但只能书写萦绕于奥斯维辛周边关于沉默的诗。②赫勒之所以能够走出悲观主义与她对“诗”的独特理解有关，在她看来，“诗”代表着一种与技术想象毫无关联的反技术冲动，即一种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尚未泯灭的历史想象，它可以成为拯救人类的力量。总之，赫勒一方面认定技术想象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支配性想象机制；另一方面又指出现代人同时受到历史想象与技术想象的双重框范，任凭技术想象如何肆虐，人们总可以凭借历史想象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笔者认为，尽管赫勒在看待技术的问题上比阿多诺、海德格尔等人乐观，但并非没有缺陷，她最大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区分科学与科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应用的关系，没能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剥离开来，这就难免将批判的矛头滑向物质生产这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这既与她对卢卡奇的盲目笃信有关，也与她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关，众所周知，后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批判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入手的。
　　现代性不仅促进了社会发展、制造了社会灾难，还导致了传统习俗和美德的丧失以及价值准则的普遍化。赫勒认为马克思总体上对现代性是持乐观主义态度的，通过细致比较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马克思将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视为消极的、反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彻底摧毁了这些观念，于是现代性便确当无疑地具有了一种历史合理性。对此，赫勒批判道：
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将在若干个不同方面执行普遍化的功能。他认为，资本主义将会统一全球：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所有国家将成为资本主义的，这就是他为什么在理论上支持殖民化的原因。资本主义将倾覆一切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业，从而为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扫清一切障碍。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个错误的预言。这种认为市场扩张将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充分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一种错误观念。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是否应为该不足负责仍可讨论。我更倾向于相信这个由马克思创立的模式恰好是为了充当支撑其预言的理论工具，而非他用。然而，无论这两个概念中哪一个具有优先地位，都表明马克思没有打算考虑对于现代性产生同等重要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而这一点后来被马克斯·韦伯深深地强调了。［2］（P53）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指认，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极大的误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确说过“资本主义将统一全球”这样的话，但我们不妨揣度一下，当马克思称“资本主义将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时，他是在为之欢呼雀跃吗？当然不是。马克思要告诫我们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将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带到全球各个角落，一方面给当地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但同时又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无数劳动人民陷入困苦境地。马克思从不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好的”，至少在价值层面上决不会这样认为。当马克思对我们说，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带来了人类进步，他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增加了个人的幸福，他只是想要强调，人们诸种需求和能力的扩展、社会活动和社会意识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资本主义市场和工业的发展，仅此而已，马克思决不会认为资本主义在其他方面也是进步的。显然，赫勒根本没有弄清楚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批判（抑或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从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进程的预测出发，她竟然得出马克思支持殖民化这一结论，真是荒谬之极。接着，赫勒又将批判的矛头向前推进了一步，直指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首要性原则，她宣称马克思拘囿于历史哲学，根本无法回答“阶级为什么无法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在做什么”这一问题，认定市场扩张无法为现代性提供充足的基础，现代性的续存需要引入市民社会的第二种逻辑。更让人费解的是，赫勒还指责马克思陷入了一种绝对普遍主义，忽略了中产阶级、农民和殖民地居民等特殊群体，“总体上对政治问题反映比较迟钝，对民主政治的规划更是如此”［2］（P53）。但事实上，马克思并未如赫勒所说从不关注特殊群体，并且常常缺乏一种民主精神。
　　最后，赫勒认为现代性将直接导致创造与阐释准则的消失，相对应的是，“对”与“正确”的概念将多元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同样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摧毁了前现代社会一切特定的标准，艺术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主体，这种审美主体摆脱了一切传统宗教伦理的束缚，以自由人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中。马克思认为这种现代性悖论是历史性的，它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便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赫勒将现代性与真理的认识标准关联起来，目的是为了阐述一种多元真理观。在她看来，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一定会受到主体阶级立场的影响，一个阶级看上去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阶级看来则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现代社会的真理观只能是多元的、动态的。赫勒这种相对主义真理观由于否认了真理的一元性和客观性，必然会陷入自身矛盾中。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