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鞠成伟，男，法学博士，中共中央编译局助理研究员，从事法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本医疗保障法》立法若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3CFX105
中图分类号：D922.1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085-07
社会权利保障对转型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本文的主旨即在于阐明，保障社会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未来要积极为社会权利提供“四化”保障以促进我国法治发展。
一、社会权利保障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要素
社会权利保障成为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要素，是近现代法律史上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两个趋势的产物。权利伦理化和权利社会化是社会权利保障形而上的理论基础。
（一）权利伦理化
权利伦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权利伦理化是指权利保护替代其他观念成为社会公共伦理的核心标准。权利伦理化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权利观念或意识成为社会的核心伦理意识或话语；二是权利观念和体系成为社会制度 （特别是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石。
权利伦理化是西方社会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堪称思想观念领域的哥白尼革命。这一思想观念现代化运动是在人类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过渡转型的枢纽时代进行的，它的核心使命是在利益分化、观念多元的情况下把混乱的转型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具体而言，它的使命有以下三层：（1）在观念多元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和平。宗教伦理崩溃带来混乱的局面，各种教派为争夺自己思想的正统性不断进行混战。要实现新的社会和平，就需要寻找一种既超越不同宗教伦理又可以为各所方接受的新伦理。新伦理须容纳各种分歧性意见，通过各派观念的共存来实现和平。（2）在利益多元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协作。仅有社会和平还不够，新伦理还要能够形成和促进社会协作。随着社会的近代化，新的社会利益、新的产业形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新伦理要能够容纳这些分歧性社会存在，并为它们的合作共荣创造条件。（3）在中心多元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团结。社会和平与社会协作为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要实现长治久安，还需要社会团结。多元的社会现实使得不可能再通过一个唯一的权威中心实现社会团结，新的团结需要在各派互利协作的基础上实现。新伦理要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因应以上任务，权利逐步成为支配性公共伦理。这一历程是通过启蒙、革命、立宪三个步骤完成的。（1）启蒙带来了自然权利理论，权利开始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在启蒙过程中，人自身开始成为万物的尺度，而对人的肯定又是通过承认人的权利开始的。自然权利理论家们直接从人的自然性存在推导出人的自然权利，把权利提高到了与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同义的地位。从人性尊严过渡到权利神圣，自然权利理论在为后世人权理论提供根基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人进行评价的伦理标准。对人的评价开始从个体性德性 （比如勇敢、忠诚等）转向公共性权利，伦理哲学由此发生了从美德到权利的根本变化。（2）革命带来了权利观念的广泛流传，并通过宣言肯认了权利在公共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从英国革命到美国独立革命再到法国革命，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权利的名义进行的。这些革命最突出的特色在于通过发表宣言的形式肯认了权利的神圣地位和权利相对于政治的优先性地位。（3）立宪带来了权利的制度化，权利开始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革命成功后的立宪以及宪法实施使得权利从观念落实到了生活。例如，法国宪法即宣称，凡无权利保障的社会即无宪法可言。通过启蒙、革命、立宪三个步骤，权利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
权利伦理化的结果是，个体私德和内在品性应交由其他具体伦理和宗教去调整，权利标准成为社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伦理，只按社会和平、合作、团结的要求去调整人的外在社会行为。权利伦理化是现代伦理观念的一个升华，它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了人类个体所固有的内在尊严和价值，使得个体在维护自己利益和尊严时有了一种终极的凭借和依靠。[1]（P234-239）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互相承认彼此的平等和尊严，并在此基础上相互认同和合作。概言之，权利伦理化就是人的尊严彻底的伦理化。
（二）权利社会化
20世纪40年代以后，权利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传统的消极性自由权之外，发展出了积极性的社会权。[2]一些新的社会、经济需求如劳动条件保障、教育保障、医疗保障等仅靠个体努力已经无法得到较好满足，需要国家和社会系统的介入。人们开始普遍认为，政府应承担保护公民免受工业社会生活诸多风险困扰的义务，并应当通过积极的政策和法律来为公民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创造条件；相应的，公民应该享有要求政府作为此种积极行为的权利。这种满足社会性需求的权利就是社会权。随着社会权利观念的流行，权利开始社会化。
权利社会化首先在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中予以体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确认了社会权利，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专门对社会权进行了规定，权利社会化开始成为世界趋势，许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通过立法、司法等法律措施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3]
社会权利保护趋势的加强是社会权利自身重要性的反映。社会权利一般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简称，它是指人有从社会获得基本的物质条件和发展机会以实现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4]社会权利的外延很广泛，包括生存权、劳动权、健康权、医疗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权利之所以具有基本权利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确保人存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权利。例如，某些特殊疾病患者如果得不到社会救助可能会因得不到治疗而死去，某些极端贫困的人如果得不到社会救助可能会因失去生活来源而无法生存下去，某些弱势群体可能会因分享不到教育资源而终生贫困，等等。从这些角度而言，社会权利不仅应当成为基本权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更基本更重要。
同时，社会权利保护趋势的加强也是由社会权利保护的功利性价值决定的。[3]社会权利的实质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给社会成员以一定的福利。这些福利是对公民参与社会合作和分工的犒劳，同时也是对公民尊严和地位的认可。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存续，就必须使社会的每个组成成员都享有基本的共同权利，这样才能使社会成员之间有相互交往与合作的基本制度条件[5]（P74），也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形成基本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内部的分化越剧烈，就越需要这些基本的共同权利，以缓和可能出现的冲突与矛盾。正因为如此，社会权利保障才在现代社会有着特殊的价值。具体而言，这些价值体现为以下几点：（1）社会权利保障有助于维系社会和平。现代工业化的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这种环境下，个体抵抗风险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社会权利保护可以通过降低个体风险的方式解除个体的当下困境和后顾之忧，从而最大化减少反叛力量和破坏性力量，维持社会和平。（2）社会权利保障有助于促进社会协作，延续社会再生产。社会权利保障可以弥合社会财富和地位分配不均带来的裂痕，缓和各社会阶层间的矛盾，从而可以减少冲突，促进协作。（3）社会权利保障有助于达致社会团结。社会权利保障是公共权威合法化、正当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以增强社会认同感，从而有助于在分裂的现代社会形成社会团结。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