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国有经济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争论历来是学界热点问题,争论的背后隐含着对国企改革方向的基本取向。经济学界对于中国国有经济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效率差异的各种解释大致可分成三个观点:一是以Woo(1994)、樊纲(1996)、张维迎(1996)、刘小玄(2003)等为代表的国有经济部门低效率论;二是Jefferson(1992)、林毅夫(1996,1997)等为代表的国有经济部门效率论;三是王小文(2000)、刘元春(2001)、张军(2001)、刘浩(2004)等认为国有经济部门具有宏观经济效率或者现行统计夸大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盈利性差异。国有经济成分比私人经济成分表现出糟糕的财务绩效已经成为共识,分歧体现在对其原因的解释。Jefferson(1992)通过大量统计数据说明非国有经济比重高的部门,其国有企业的效率也会提高,主张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产权改革本身对于促进国有企业效率增进更为重要。樊纲(1996)根据国有经济比重、各项会计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自20世纪90年代后持续恶化,得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结论。樊纲(2000)论证无论非国有经济成分起初市场份额多么小,只要它的效率和增长率超过国有经济部门,那么国有经济成分将逐渐下降直至趋于0。刘元春(2001)认为国有经济成分可以充当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器”、“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技术模仿扩散的中心”,因而具有宏观经济效率,可以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张军(2001)认为国有工业比非国有工业表现出更快的利润率下降可能是统计上的假象,至少放大了国有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程度。刘小玄(2000,2003)在解释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差异时,扩展产业组织传统SCP分析范式,加入产权结构变量,发现国有企业对于效率有明显的负作用,而私营企业、股份和三资企业都表现为对于效率的正相关推动作用。
另一些学者注重从理论上解释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社会最优水平的国有经济成分问题。平新乔(2000)建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在企业经营目标的比重与产量水平的两阶段古诺博弈的混合寡头模型。在线性需求与等边际成本条件下,国有企业目标函数的变动与私有企业的进入对于国有经济相对地位的影响,论证了国有经济成分的内生决定机制。在需求和成本函数外生给定后,最优国有经济成分决定于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中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比重。张凤海(2003)进一步在两阶段混合寡头竞争模型中考虑到产品差异化因素,讨论了混合经济中的最优国有比重问题。谢贞发(2004)假定国有企业经营高于私有企业时,研究了不同所有权和成本函数假设下社会福利和效率差异的变动关系。Johan Willner 和David Parker(2007)利用委托代理理论证实对于一个风险规避的经理,无论行使积极所有权还是消极所有权下,私人企业和公共所有权企业有相同的边际成本或者更高,表现在私人企业更高的管理松懈水平(managerial slack)。
以林毅夫和张维迎为代表的“产权重要”还是“竞争重要”的争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产生强烈反应,双方观点基本上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国企改革方向。张维迎(1996)的观点通常被理解成国有公有产权因为委托人“无行为能力”和监督成本高昂从而是低效率的产权配置方式,在国企改革思路上偏向于以产权变革为核心的变革思路。林毅夫(1996)明确反对以产权变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思路,认为国有企业统计上表现出的盈利能力低效率是因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经济成分承担更多的转轨经济带来的社会成本,只要解除国有企业的过重社会负担,让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同一平台上竞争,充分竞争产生的真实利润信息就能成为市场的真实信号,从而解决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难题。在林毅夫看来,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让经济主体充分竞争比仅仅是产权变革本身更重要。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是否就是国有企业低盈利能力以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盈利性差距的决定因素?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构建多个层次的古诺博弈模型,分别在国有企业追求绝对社会福利最大化、国有企业追求部分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存在成本差异三种情形下对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经营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假定企业国有资产比重越大则承担更高的社会负担,并在这一假设下证明国有经济存在是社会追求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的内生结果。进一步讨论当国有资产比重变化时,对不同模型均衡结果如企业利润、社会总福利以及私人和国有经济部门利润差距的比较,旨在回答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是否就是国有企业低盈利能力以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盈利性差距的决定因素。在此,本文从经济学成本效率原则角度论证转型期中国国有经济成分存在的合理性。
一、模型基本假设
(1)国有企业1和私人企业2在同一行业生产同质产品,具有完全可替代性。(2)企业1目标函数可以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利润最大化,也可能是二者的某种组合,企业2追求利润最大化。(3)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形式P=P(q1,q2)=a-b(q1+q2)。(4)两个企业成本函数相同,不存在固定成本,边际成本为常数Ci=cqi,i=1、2,a>c>0。(5)企业1和企业2具备完全信息。容易计算各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反应函数是:
qi*(qj)=(a-bqj-c)/(2b) (其中,i=1、2)(1)
本文的讨论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设定开始。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并行使产权,其目标函数当然是政府的目标函数。与私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单变量目标函数不一样,政府的目标函数是多变量的,利润只是其中一个变量而已。一旦笔者设定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作为经济主体的最优决策同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过程,与私人经济主体没有区别。遵循研究需要,笔者总是将政府目标函数形式设定成某种特定形式。在本文分析中,笔者沿用平新乔(2000)、张凤海(2003)、谢贞发(2004)和唐要家(2005)等的处理方式,将国有企业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理解成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最大化。注意到假设无固定成本,不存在固定成本的准租金,此时生产者剩余与利润相等。
W=W(q1,q2)=CS+PS=p(t)dt-p(q1+q2)+1+2=p(t)dt-C1(q1)-C2(q2)={a+[a-b(q1+q2)]}-C1(q1)-C2(q2)
令=a-b(q1+q2)-c=0,解得国有企业社会福利最大化反应函数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