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各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有差别，有的整天处于官场漩涡中，有的闲云野鹤般地隐居乡村。但是，官场和乡村都是公共生活空间，并非只有官场中人才是政治人，一切参与公共生活者都是政治人，每人都以奉献其个性、知识、意见、作品、发明等发式参与公共生活。因此，各人既是其私生活的“首席知识分子”，也是其公共生活的“联席知识分子”。即，每个人都是“正义”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既具知识能力，也具有言说能力，根本无需外在“公共知识分子”来代言。
　　在谋求公共正义时，确有强势与弱势之别，正义更多地站在强者一边。但即便弱势一方，也非全无势力，而仍有一定政治权力和知识能耐。更何况，“强势/弱势”是动态的，此一时，彼一时，即使总体上处于强势，也未必在每个细节都是强势。凡是打交道的双方，无论愚智、凡圣、尊卑，都是大活人，既有脑子，也有手脚，共同参与到正义话语和正义事业之中。 换言之，“正义”的本质在于共识性、可变性、开放性，它激发而非弱化了人的能动性。否则，一切僵死的、封闭的、独断的“正义”教条，都以剥夺弱势者的自主性为代价，它们本身就缺乏正义性。故抽象地说来，最高的正义，就是最充分地肯定并发挥人的自主性。
　　人人都是公共生活的主体，人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既关乎人本有的生命冲动，也关乎各人追求尊严、名利、权益的权力意志，还关乎政治文明的长足发展。故此“公共生活主体”地位，无需任何帝王或理论家批准，而是政治生活的实情。暂且不论现代平等主体间的政治交往，而就古代主奴式不平等政治交往论，主子未必是盖世英才，奴才未必是毫无主体性的蠢才，今日主子或许也曾一朝为奴，今日奴才亦可翻身做主子。草莽之间，既可出贼寇，也可出帝王，世间既无永恒掌控一切的统治者，也无绝对无权、纯然被动的受治者，人人都在其知识和行动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其自主性与创造性。
　　就当代政治文明而论，“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无非是重申“公共的知事权、话事权、人事权、主事权、主政权”。换言之，人人都有公共言说的权力，问题不在于寻求最佳代言人，而在于改善公共话语机制，还公共言说权给民众，共同提升公众生活的品质。如果抽掉“知识主权”，那么，人权至上、以人为本都是谎言，既然“人命关天”，“自知其命”或“自知之明”主权也是至高无上的。一旦剥夺了个人的知识主权，或在知识能力上判其“死刑”，无异于剥夺了其生命主权！
　　作为知识精英刻意打造的神话，“公共知识分子”神话再度臆造了“大公无私、替天行道”的卫道士，从而暗中弱化、奴化、驯化了大众的自主意志、自救能力和公共精神。在表面上，它突出了公共性，实乃从根基处削弱了公共性。故而，只有拆穿“公共知识分子”神话，恢复公众作为“正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未来政治文明才不至于落空。
　　无论求生、求权、求知，还是求正义、正道、天理，都折射了追求良善生活的意志。鉴于生命意志高度分散、多元、流变，权力和知识也注定高度分散、异质、流变。知识虽有成文与否之别、学科门类之分、政治相关度之异，人虽有古今中外之别、贵贱等级之分、智商情商之差、社会分工之异，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但凡否认这一点者，或出于极端可怜的无知，或出于自欺欺人的无耻，他们在打开知识集权主义大门之余，也打开了政治集权主义之门。故需警惕的是，纵使在“民意至上”已成宪政支柱的今天，理性专制主义病毒仍在四处流布，它已全面扩散到现代政治各角落，从而在根基处制约着当代政治发展。
　　“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之说，合乎政治生态和知识生态的实情，也有利于夯实“民意至上”宪政原则，摧毁“精英真理/公众意见”二元分裂。在宪政民主中，包括国家元首在内，每个公民都只配拥有意见，公选产生的立法者与执法者不过是“民意代表”，所谓“真理”绝不能为任何个人垄断，而只能是民主公议中达成的动态共识。只有承认、尊重、信赖、捍卫民众的知识主权，才能在捍卫个人生命尊严之余，经由广泛共识达成全面共和。否则，一旦削夺了知识主体地位，政治主体地位必然凌空蹈虚，政治文明亦成了空中楼阁。
　　总之，“（公共）知识分子/无知大众”的对峙，不过是“哲学王/平民、救世主/被救者”对立的翻版，它继续巩固了“知识精英为了拯救世界而统治世界”的专制神话。唯有彻底扬弃这些虚假对立，才能在还利、还权于民之后，切实地还智于民、确保其能切近本己地自主谋划生命。
　　
　　注释：
　　[1]“知识分子”中不乏有傲骨者，但也不乏奉旨说话、写作、科研者，他们傲气逼人，但傲骨并不高于常人，若考虑到其衣食无虞却仍多有无耻之徒，再反观温饱堪忧却不乏傲骨的穷人，其傲骨更不足观了。
　　[2][3]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卢卡奇特意区分了“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以教士为典型、与旧政治互为结构的旧知识分子，后者指以现代政党领袖为典型、与新政治互为结构、以现代大解放为使命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5]西方研究“知识分子”者甚众，其中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堪称杰作。很遗憾，身为著名“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研究者”，他也未能跳出将“知识分子”道德精英化的窠臼，未能将“知识分子”置于广阔知识生态和政治生态中，最终只能诉诸“绝对命令”式道德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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