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博弈决策的第一层级,是指中美俄三国以本国党和国家最高领袖为核心,由极少数的高层领导直接参与中美俄博弈的核心决策,包括宏观决策或最后决策,因而形成了一个博弈决策的最重要层面。当然,核心的博弈决策具体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有时候,最高领袖与其亲密助手形成了密切的配合关系,直接成为博弈的操盘手,例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时候,最高领袖对外交领域较为生疏或兴趣不高,在把握大政方针的前提下,放任外交主管首长制订博弈的相关策略并付诸实施,而外交主管首长凭借领袖的信任和精湛的专业能力,长期占据博弈的关键位置,成为三国博弈事实上的最高级操盘手,如葛罗米柯、杜勒斯和钱其琛参阅相关书目:[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伍任、裘克安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加拿大学者认为,杜勒斯外交决策权很大,明显超过杜鲁门时期的国防部长,“杜勒斯讲话时不仅代表总统,而且明显像是第二个总统”。参见[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徐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当然,从规范机制来看,中美俄三国各有一套决策体系,构成了博弈决策第一层级的制度基础。美国和俄罗斯都建立了国安会机制,内阁各重要部门的首长根据总统的需求而参与决策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作用,参见[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 李旦、王健、徐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作用,参见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俄罗斯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第2章第3节,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 中国和苏联则采取了政治局会议的体制,对外博弈的重大决定都在会议上做出。中国还建立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都是与美俄博弈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由总书记挂帅。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下设中央外事办公室,由国务委员兼主任,负责对美俄博弈的日常决策参见华政通网站(http://jigou.infomix.com.cn/showOrgan.aspx?Type=0&institutionCode=INST00000000017)。
　　中共外事小组早在抗日时期已存在,重庆组由周恩来任组长;延安组由杨尚昆任组长。参见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中美俄博弈决策第二层级的职能是,参与中观及微观决策,并及时地将宏观决策转化为可以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这个层级的成员基本上来自负责中美俄事务的外交机构或对外联络机构的副部级官员、中美俄重大谈判的首席代表以及中美俄派驻三国的大使。他们的职能是把宏观决策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并交付下属机构执行。同时,他们还向第一层级汇报政策推行过程的意见反馈,并提出政策调整建议。有时候他们还代表本国政府最高决策者出面打交道。因此说,中美俄博弈第二层级的决策者扮演着中美俄博弈前线指挥官的角色。他们亲自参与了中美俄博弈的许多事件,包括谈判、讨价还价、情报交换、互递本国信息。在有限的范围内,他们可见机行事,适当独立地做出一些决策,但不得背离第一层级的决策原则中美俄属于这一决策层级的知名人物包括早期的葛罗米柯、多勃雷宁、钱其琛,以及伊利切夫、贾丕才、王炳南、王幼平、王荩卿、章文晋、洛德、李洁明、老布什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