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决策高层经历了结构性的震荡,决策动机有所不同。勃列日涅夫提出改善中苏关系的动机类似尼克松,主要因应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造成的地缘政治困境,具有打中国牌对付美国的含义。戈尔巴乔夫则是在推行他的外交新思维实践。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其新思维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俄]尤•米•加列诺维奇:《勃列日涅夫与毛泽东 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孙黎明、吕东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正因为中苏双方放弃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中苏关系存在的问题,所以中苏关系终于在邓小平有生之年恢复了正常化。
　　叶利钦执政的早期俄罗斯内外混乱,外交上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不久,叶利钦撤换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调整外交战略,推行“双头鹰”的欧亚主义外交政策。然而,无论哪个时期,无论意识形态方面中俄差别再大,叶利钦始终坚持发展俄中关系,其决策动机很清楚:此时俄罗斯很孱弱,不可能与东方巨人相对抗,倒不如改善对华关系,获取地缘政治利益郑羽等:《崩溃还是新生——叶利钦与俄罗斯命运》,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因此中俄延续了中苏时期的边界谈判,本着友好合作精神,逐步解决苏联解体后中俄边界和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为此还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
　　以上两个经典案例展示了中俄两国决策者的博弈战略视野、战略技巧和战略风格,为后人提高中美俄博弈决策水平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精彩的示范。
　　
　　结 论
　　
　　中美俄博弈决策模式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但难度很高、复杂性也很大,不经历一番艰辛的学术探索,就无法形成清晰明了的判断。本文力图从历史背景、决策模式内容和两个案例来对这一课题进行初步梳理,以便形成一个研究框架。经过这番梳理,笔者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即使在两极冷战时代,中国也以独立的棋手身份参与美俄博弈;第二,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完胜,中俄也未输掉棋局,中美俄的地缘战略博弈变得更加激烈;第三,中美俄博弈决策角色存在三个层级。博弈系统越稳定,决策低层级越能发挥作用;第四,中美俄博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能掩饰这一现实: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无论是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使然,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动机归根到底还是国家利益;第五,随着中美俄博弈过程的复杂化和多元化,职业外交官僚的地位明显提高。
　　(责任编辑:李 申)
　　评审意见:
　　论文从三国外交决策制度的视角来分析三国外交博弈,十分具有新意。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外交决策的三个层级,并利用两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在逻辑和实证上都比较出色。
中美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地缘战略玩家,它们为博取国家利益、赢得地缘政治棋局而展开激烈的博弈。这场博弈横跨时空60年,三国角力的身影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这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立以来未曾见过的壮观景象。
　　中美俄博弈决策60年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与战后初期、冷战时期与后冷战历史阶段。三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纵横捭阖、计谋百出,或是中苏结盟对抗美国①;或是中美联合制约苏联;或是中美苏拉开距离,呈三角形关系;或是中俄形成新型战略合作关系制约美国。中美俄精彩纷呈的博弈历程完全主导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
　　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延续了40年,直到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终止。在冷战时代,美苏对外战略非常明确,就是互为竞争对手的博弈战略。这种战略一方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为鉴,尽量避免导致人类巨大灾难的世界大战,而核武器出现又为这种战略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另一方面,美苏双方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内,利用现存国际规则,为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进行激烈的博弈。这种博弈是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和长期性的。它不仅影响了美苏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也影响了国际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其他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其外交政策都严重地受到美苏博弈的左右。
　　中国同样如此。战后初期,中国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国家非常穷困,对外事务能力也很弱,因此无法作为独立的棋手,与美苏博弈,它只能在美苏博弈的格局中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②。显然,冷战期间,中美苏博弈唱主角的是美苏两家。在长达40年的冷战博弈中,美苏双方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可控的和高效运行的外交决策机制。这套决策机制将美苏最高决策者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意识与本国的官僚决策制度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在各个时期推出克制对方的博弈战略。它们不断地想方设法压缩对方的战略空间,削弱对方战略利益,竭力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使得这场跨时空的大国博弈演绎得有声有色。中国在不同时期与美苏保持不同性质的关系。通过分别拉拢、分化和打压美苏予以制衡,最大限度地拓宽其外交战略空间,从而使自己成为平衡美苏关系的一个关键筹码1982年,外交部苏东司副司长王荩卿曾向笔者谈起过“筹码”一说,与美苏相比,中国虽然不够分量,但它站在天平的哪一头,天平就倒向哪一头。。
　　以中美俄三国博弈的决策模式作为研究的对象,其意义在于,既可以为研究中美俄关系60年的历史呈现一种新的视角,也可以通过研究三国博弈的决策模式为政策制订者提供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分析中美俄博弈决策模式的基本层面以及具体表现,为今后全面了解中美俄博弈模式提供一个基础。中美俄决策模式的内容比较丰富,在有限的篇幅里,笔者主要从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层级、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动机、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过程三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一、 中美俄博弈的决策层级
　　
　　从参与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角色来看,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第二层级和辅助层级。由于中美俄三国都把相互间的博弈视为国家最高对外战略,所以对于中美俄的博弈,三国领导人都不敢托大,基本上亲力亲为,直接参与三国博弈的重大决策过程,而国家的整个机器也全部开动起来,服务于中美俄间的博弈,从而形成了上至最高领导下至政策执行者这样一个完整严密的垂直决策体系。从狭义角度看,除了三国最高领袖之外,其余人选都可以看成是最高决策者的助手,包括像周恩来、基辛格、葛罗米柯这样的外交名流。但是,由于中美俄博弈专业性强、涉及面广,作为最高领袖,即使学识博大、能力超凡,也只能在有限的几个领域里参与博弈决策,而大部分博弈决策还是要依赖本国的外交决策机制,所以需要对决策角色进行分层研究。可以说,从决策层级的角度观察中美俄博弈的决策行为可能更为准确。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