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案例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是中美俄博弈的一个动人故事。它把博弈论中关于冲突和合作的互动关系发挥到了一个完美的程度,是中美俄博弈决策的经典案例。
　　从决策角色看,毛泽东和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重要推手,是中美博弈决策的核心人物,属于决策第一层级。这点毋庸置疑。然而,根据上述决策层级的观点,这个层级的范围还可以扩大。从中方看,至少应该把乔冠华和叶剑英包括进去,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决策的核心过程。乔冠华虽然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但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担任了与基辛格谈判的角色 ③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4册,范益世、殷汶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37、41页。。叶剑英作为军方代表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参,以战略高手的身份参与中美关系的谋划,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参与尼克松的接待事宜[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裘克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6页。。因此乔冠华和叶剑英都处于决策的第一层级,是中美博弈决策高层的一线操盘手。而美方相对简单,因为尼克松不想让媒体和国会参与进来而使中美互动内幕过早曝光,因为那样会使他的决策过程受到各种势力的严重干扰,无法建立中美互信,其后果可能导致中美接近计划的泡汤。所以尼克松严格控制对华决策范围,把指挥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由基辛格一手包办,甚至连美国法定外交首席发言人罗杰斯国务卿也被排除在决策核心圈外。这个结果倒是符合基辛格的口味和能力。他独断专行,包揽了对华关系的主要事务,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外交名家。
俄罗斯恢复称呼后,中国决策第一层增加了两位成员:江泽民和钱其琛。江泽民是俄罗斯恢复称呼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他有留俄背景,会说俄语,对俄罗斯有感情,在推动中俄关系发展方面表现积极参阅[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相关章节,谈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钱其琛能够进入这个圈子,是与他的专业背景分不开的。他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曾经担任中苏边界谈判和关系正常化的中方代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西方的外交孤立。担任外长一职的钱其琛,利用其专业背景,积极开拓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在保持和发展对俄关系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外交政策首席发言人的地位,自然进入了第一决策层钱其琛在中国外交决策方面的贡献使其获得了中国“外交教父”的美誉。 参见中国网《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系列:盘点新中国外交部长》,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6/17/content_17965576.htm。。
　　苏俄方面则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苏联总理主要负责经济,所以很少参与中俄博弈的日常决策,但如要通过政治局决议,他们有表决权。利加乔夫和雅克夫列夫作为苏共意识形态方面的主管和书记处日常负责人可能参与对华关系的某些决策[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8页。。而葛罗米柯、谢瓦尔德内泽、科济列夫和普里马科夫作为外交部门主管领导,也是属于这个决策的第一层级。以上这些人物都可以纳入苏联对华决策的第一层级。
　　如果说中美博弈决策第二层级作用体现不够的话,那么中俄博弈决策第二层级的作用则获得了较大的发挥。这是因为职业外交官能够在某些特定领域充分表现其专业素质,形成专业权威。钱其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后以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身份,长期从事与苏联的谈判工作,谈判议题涉及中苏边界问题和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钱其琛的后任田曾佩及苏方副外长伊利切夫、罗高寿也是属于这一决策层级。他们将中苏博弈决策第二层级的决策功能演绎得很充足和贴切,既有一定的实力地位,可以代表本国政府对外交往,独当一面,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自主决策;又根据决策第二层级授权有限的博弈决策规则,在重大问题或原则性问题上随时向上报告。
　　中俄博弈决策辅助层级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由于第二层级的作用突出,辅助层级功能相对下降,主要在出谋划策方面发挥作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和智库有宦乡、李一氓和汪道涵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和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等笔者亲身见证了中国对苏俄研究智库系统的复兴。1982年,在上海举行中国苏联东欧学会成立大会,当时笔者以研究生身份参与了会务工作,见识了多位知名苏联问题专家,获益匪浅。汪道涵非常重视苏俄研究,亲自担任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名誉会长。同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大合作成立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名誉所长为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所长为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 。
　　中俄博弈决策动机本质上与中美博弈一样,受着国家利益的驱使,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还是有所不同。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中美接近带有共同对付苏联的含义的话,那么80年代中苏接近则没有这层意思。首先,中国对苏决策的动机应该是国内政策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简言之,就是拨乱反正。中国在邓小平、胡耀邦的领导下,全面摈弃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路线,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实现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对苏政策过去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意识形态上强调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全面对抗。邓小平亲身参与中苏大论战,对这段公案的是非了如指掌。他和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恢复中苏关系的正常状态。胡耀邦在谈话中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中苏接近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陈云热情洋溢地接待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称之为同志和朋友,顿时中苏两国在内部亲如一家。
　　中国对苏决策的第二个动机,则是希望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上争取一个有利地位,以便应对美国对华政策逆转而造成的被动局面,为自己增加外交战略的回旋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实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结果在实践中遇到反弹,因为它反而让美国摆脱外交困境,提升战略地位,增强对中苏的博弈能力。所以中国需要改变战略策略。中方的第三个动机是希望通过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举动,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中苏边界问题如果得以解决,可以极大地缓解中国北方地区的战略压力,使中国集中精力应付东南地区或其他地区的战略危情。20世纪90年代,中方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中俄关系,建立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空间也随之而增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