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同”与“异”：翻译中共谋与抵抗的文化策略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在翻译中，我们在关注语言差异的同时，也自然会关注在语言差异背后所存在的文化差异。“在翻译的具体操作层面，语言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是直接而具体的，但是若翻译者只囿于语言的差异，而忽视其差异背后及差异中所存在的文化差异，便有可能在机械的符号转换中，扼杀深层面的‘异’所表现的价值和生命力。”（许钧 2003：281） 在跨文化的交流中，翻译总是涉及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事实上，人类文化的交流往往摇摆于求同或求异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同”与“异”的关系是很难把握的。我们知道，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要“求同”，而是要“存异”，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指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提倡“通顺的翻译”与“归化翻译”。他对此提出质疑。其根本原因是要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郭建中 1999：188） 与此对应的是，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改写外国文本以适应本国价值的需要。
　　由于翻译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凸显，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英语的价值标准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强势文化的语境。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从而使得归化的翻译策略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韦努蒂认为，假如弱势语言文本在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被归化，那么弱势语言文本所包含的异质成分就会被抹煞，由此产生的译本不仅不能体现异族文化的“异”之所在，反而会误导英美读者。在他看来，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有利于民主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是用来对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情绪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Lawrence Venuti 1995：20）。异化的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之异，但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译文在忠于原文时，就只能背离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学界目前对于归化和异化这一对术语的意义还有争议甚至是质疑。韦努蒂本人后来也承认，“‘归化’和‘异化’不是一对截然不同的两个二元对立的术语，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通顺’和‘抵抗’这对话语策略术语……‘归化’和‘异化’主要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是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郭建中2009：34-38) 。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
　　在翻译史上，西方强势文化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这样，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因此，韦努蒂认为，以往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其提倡的翻译原则就是“通顺”和“归化”。“异质”成分的保留对翻译过程中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能客观地保留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有助于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韦努蒂认为，“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Lawrence Venuti 1995：29）。这种被称之为“抵抗”（resistancy）的翻译策略不仅避免译文通顺，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抵抗”，即抵抗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既然解构主义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那么译文的价值就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和对这种差异强调的程度。抵抗式翻译策略就是建立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基础之上的。
　　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异化是反对英语国家在文化上的霸权主义的“抵抗”形式。但是，当这种理论被引入中国之后，其理论语境已经改变，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策略的环境与目前中国的理论语境完全不同。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谓“文化逆差”现象，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强势英语文本进入弱势本土文化的翻译过程。至于具体的翻译策略，我们要考虑到中西不同的翻译语境。西方（主要是英语）是强势文化，所以汉译英时应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这样才能使本民族文化不被英语文化同化。“韦氏异化翻译主张背后的民主政治，才是我们应该学习借鉴的。本着民主目标，强调差异，我们似乎应该……走与韦努蒂目标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道路。也就是英译中时可以归化，保护汉语特色；中译英时可以异化，传播中国文化，尽量不被英语文化同化。”（吴文安 2006：98）
　　20世纪中期以后，欧美主要国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全球多元话语体系中权威话语的地位，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话语的策源地都在西方。所谓全球性的话语系统，事实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价值体系的表述。“因此从翻译入手，发起一场‘非边缘化’（de marginalization）和‘非领地化’（de territorialization）的运动倒是有助于中国文化从边缘步入中心，进而消解单一的中心之神话，使之与西方文化达到共存共处、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境地。就这一点而言，翻译及其研究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任何其他分支学科所无法达到的。”（王宁 2000：325）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同与异，是“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关系，既是相互排斥，又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因此，在翻译中要辩证地看待异质文化间的“同”与“异”的关系。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