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ranslation
　　Zhu An bo
　　（Zhejiang Sci Tech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 relationship of“similarities” and“differences” implies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naturalized contradictions in translation; and the 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of the culture strategy from a cultural point of view. The concepts of the translators become evident in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in translation. We should have a dialectical view of“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ransl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rovides a harmonic translation principle for dealing with the unique words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integrati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范畴，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我国的先秦哲学中，就有“同异之辩”，专门讨论事物之同异关系，还提出了“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的同异观点。在翻译研究中，“同”与“异”是一对矛盾而又密切相关的统一体。以现代观点来探讨翻译中的同与异，不同角度，则有不同理解。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需要哲学思辨加以指导，译者的翻译观正是对其翻译哲学思考的外在表现。
　　
　　1 翻译中“同”与“异”的关系：归化与异化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应该把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当时几种主要的语言学派，如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以及交际学派等都十分重视语言的共性研究，坚持认为各种语言都有同等的表达能力。语言学派都强调语言研究“共性”和“同”的性质。（吕俊 2002：106-107） 由于侧重点不同，翻译研究经历了规定、描写阶段之后，于上个世纪末开始反省异质文化问题。从语言的“同”到语言的“异”再到文化的“异”，人类的视野逐渐扩大，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践中，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纯语言学问题，两个文本或两种语言背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异质文化和话语体系，有着独特的概念范畴和言说规则，它们之间可能有一些重叠、交叉和对应，但绝不可能完全等同。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文化与话语的潜在对话。因此，对于翻译的理解还不能只是停留在“工具性”的认识上，应该把翻译当成是异质文化相互对话的一种方式。
　　一般来说，译者面对着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至少可以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出发语文化立场上；二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第一种文化立场往往导致所谓“异化”的翻译方法；第二种文化立场往往导致所谓“归化”的翻译方法；而第三种立场则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归化”与“异化”的方法，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寻找一种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许钧 2003：289-290） 具体来说，翻译的两种策略的不同在于：“主张译文以读者为依归的人强调译文的可传达性，或者说，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它的着力点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同’；主张译文要尽可能保留原文的风貌，即便生造许多读者无法理解的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也在所不惜，这种看法强调译文不应牺牲原文不可言传的方面，或两种语言的不对应性、非共通性，它的着力点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异’”（汪家堂 2001：15）。在这里，“同”相当于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异”就是异化，“同”与“异”和归化、异化就在异质文化交流的坐标系中汇合在一起。这一点，从近代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活动中可见一斑。
　　近代，西方传教士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入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确实费尽了心机。最初，由于在目的语中实在难以找到对应词汇来传递“上帝”的意义，传教士们在介绍基督教教义时往往采用了音译这一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例如，罗明坚神甫(Michel Ruggieri1543-1607)在《天主圣教实录》中将Pater(圣父)、Filius(圣子)、Spiritus Sanctus(圣灵)分别译作“罢德肋”、“费略”、“斯彼利多三多”。这种译法对绝大多数中国士子而言，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则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概念，融进了基督教的含义，把西方人所崇拜的“上帝”译作“天”，以此来取悦中国士子。尽管“天”的概念离“上帝”的内涵相去甚远，但利玛窦这种中国化的努力，却保证了他取得了传教的成功。“使用同一策略，而针对的读者却如此不同，这个现象充分说明了中西文化间的差距：在两个从未相遇过的文化间，哪怕要将最细微的相异性因素引入到另一种文化中，这一异国因素都须经受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亦即所指的改造。”（孟华 2001：103） 这里所谓的“改造”其实就是归化的翻译策略。若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利玛窦的翻译方法无疑是一种十分大胆的改写，也即是“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但这种将基督教教义纳入接受者原有文化体系的努力，也未尝不可视为一种灵活的翻译。故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寻求中国本土道、儒文化的接受和融合的过程。
　　如此看来，利玛窦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将基督教教义这一绝对的相异性中国化，因此也就容易为中国文人儒士们所接受，从而就有可能进入中国文化体系的身份认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利玛窦的实用主义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功蕴藏着矛盾同一律的哲学内涵。从矛盾角度来看，“同”代表矛盾双方的统一，“异”代表矛盾双方的对立。“同”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异”则是无条件的、长期的、绝对的。世间一切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异、运动，因而才不断发展。另外，“同”和“异”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同”可以异化，“异”也可以同化。“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黑格尔1980：253) 利玛窦将相异性植人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度和广度，与这一相异性的中国化程度是直接成正比的。简言之，越是本土化的，就越容易被接受。其实这就是“本土化”即“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异域文本予以归化的方式，也就是将异域文化的差异性移入到目的语。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把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显示出来，并将这个差异移植到异质的文化体系之中。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