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第12页)。就以象表义而言,《周易》象辞的表达模式与《诗经》“比”、“必”的表达模式是相同的。可以肯定,以象表义的语言表达模式在《周易》、《诗经》广生的时代里占有支配性的地位,这决定了《周易》象辞和《诗经》“比”、“必”这样独特的活语系统的生成。
　　
　　(二)《诗经》之“比”、“兴”与《圣经》之隐喻
　　仡肚界早期诗歌话语系统中,通过象米表达抽象的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表达模式。维柯将历史视为三个时代的循环,即历史从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发展到凡人的时代,然后又回到起点,如此循环不已。而三个时代就有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即诗歌体、英雄体、通俗体。而诺斯洛普·弗莱则将这三种文字表达的类型称为寓意文体、神圣文体、通俗文体(第21页),它们分别代表了语言的三个阶段。在语言的第一个阶段,还没有真正的词语这一抽象的概念,所有的词都和具体形象相联系。在《荷马史诗》中,诸如灵魂、时间、感情等概念是和相关的物质形象紧密相连的。例如,荷马以kairos一词表示时间,其意是紧要关头,但该词原意是剑上的刻痕(第23页)。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了《荷马史诗》语言的隐喻特征。
　　弗莱指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是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的。”(第24页)《圣经》起源于语言的第一阶段,即隐喻阶段(第47页),所以“《圣经》中充满着隐喻”(第50页)。《圣经》诗歌中有一些明显的隐喻,诸如“我妹子,我新妇,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雅歌》4:12)等。这类隐喻的基本模式是“A是B”,其中的“B”是具体物象。显然,这类隐喻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断言为同一事物了(第81页)。《圣经》诗歌中含蓄的隐喻往往是由若干句子组成的一个独立的意义单元。在这类隐喻中,往往有一个中心意象,它是隐喻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础。在《圣经》中,上帝始终是一位男性,对上帝不忠的以色列往往被喻为“淫妇”。所以,《圣经》诗歌中有一定数量的以“淫妇”为中心意象的隐喻。《何西阿书》中“不贞的歌蔑一不忠的以色列”一诗,就字面意义而言,写的是“我”对淫荡不忠的妻子的惩罚,但是从该诗的题目及诗歌词语之间的关联看,整首诗就是一个隐喻:以“我”对“淫妇”的惩罚隐喻耶和华对悖逆他而供奉别神的以色列人的惩罚。
　　从话语形态看,《圣经》诗歌中含蓄的隐喻与《诗经》之“比”是相同的。因为,在这种隐喻中,语言呈现的只是喻象,而喻义是隐藏于喻象背后的,这与《诗经》之“比”将比义隐藏于比象背后的话语形态相

同。黑格尔指出:“隐喻的表达方式只提意象一个因素,但是所指的意义在用意象的那个整体关系里就已显得很清楚,仿佛不须与意象分清而直接就由意象显现出来”;“[隐喻]只托出意象,意象本身的意义却被钩消掉了,而实际所指的意义却通过意象所出现的上下文关联中使人直接明确地认识出,尽管它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第127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诗经》之“比”就是隐喻。
　　将《诗经》置于世界早期诗歌话语系统内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诗经》之比兴与《圣经》诗歌的隐喻都扎根于语言的第一阶段。语言的第一阶段当然是与思维的第一阶段相配适的。换言之,原始思维支配着语言的隐喻阶段。列维·布留尔指出,原始思维和语言“差不多只具有具体的性质”(第414页)。原始思维很少使用抽象,就是使用抽象,那也与逻辑思维的抽象不同,“它不象逻辑思维那样自由地使用概念”(第139页)。正是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决定了第一阶段语言的具象性,这时,语言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意义。例如,因不能抽象地表现“硬的”这一意义,就用“像石头一样”来表示这一意义(第:164页)。可以肯定,原始思维的具象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语言的具象性。这正是《周易》之象辞、《诗经》之比兴、《圣经》诗歌之隐喻等以象表义的话语系统产生的基础。
　　显然,我们不能说上述话语系统产生于原始社会,但可以肯定在上述话语系统产生的时代里原始思维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布留尔所说,原始思维“是以后的各种思维类型的源头”,“而以后的各种思维类型又不能不以或多或少明显的形式再现它的某些特征”(第428页)。所以,即使在先进的社会集体中,原始思维仍然是存在的。人类的思维模式并不是在原始社会以后的某个时期发生了突然的断裂而直接由原始思维裂变成逻辑思维的,而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由具象性走向抽象性,发展成逻辑思维的。在逻辑思维尚不发达的时代,原始思维仍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活动。“《圣经》的希伯来文是一种几乎过于具体的语言。虽然在《新约》中有几个抽象词”(第47页),但这不能改变《圣经》语言缺乏抽象性这一特质。这当然是思维的具象性带来的必然结果。中国先秦时代的说理散文经历了语录体、对话体后才发展为散文体。语录体和对话体的散文是不连续的散文,缺乏理性的论证,而荀子和韩非子的散文体的散文,虽是连续的散文,但说理过程中大量使用比喻和寓言,其语言的具象性特征十分明显,这足以说明原始思维的具象性特征对荀子韩非子时代思维的影Ⅱ向仍然是很大的。《诗经》结集成书几百年以后的思维尚且如此,更何况《周易》、《诗经》产生的时代去古未远,其受原始思维具象性特征影响的程度可想而知。
　　总之,在原始思维具象性特征的支配下,《诗经》之比兴将抽象的义理通过具体形象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话语系统。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类言语是从最初较具体的状态进展到较为抽象的状态的”(第172页);“在人类言语的发展中,上升到普遍的概念和范畴的过程是显得非常缓慢的”(第174页)。而《诗经》、《圣经》等世界早期话语系统正是这一漫长的进展过程中重要的前期环节。
　　
　　三、《诗经》之“比”、“兴”受不同的认知范型支配
　　
　　如上所述,《诗经》之“比”、“兴”受共同的思维模式支配,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将“比”、“兴”混为一谈。事实上,“比”与“兴”是既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异的话语系统。“比”与“兴”的区别,恰恰在于二者所体现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的差异。而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事物或现象本身,而是取决于认知范型。在不同的认知范型观照下,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根源上来看,“比”与“兴”的差异是由支配“比”与“兴”的认知范型的差异所导致的。 (责任编辑：南欧)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