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对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上述讨论引发出笔者在语言哲学层面上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中西方语言与世界关系学术分野的思想根源。应该说，中西方传统在语言与世界命题上的分野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4 对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上述讨论引发出笔者在语言哲学层面上作出如下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中西方语言与世界关系学术分野的思想根源。应该说，中西方传统在语言与世界命题上的分野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的。知晓中西方传统的人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主张的“载体”说、“不尽意”说和“超越”说等，都是建立在“生命本位”，即中国式的人类中心论思想基础之上的：对于人来说，生命是本原，即所谓的“道”⑧，而生命之外的一切都只能通过本原或道的体悟才可以获得。如中国传统中有恒常之道不可言说的说法，即“道可道，非常道”，可见“道”与言说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而西方传统则崇尚理性本位，即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思想的晶核——逻各斯，将理性思维与言说统一为一个整体，这是产生“本体”说、“尽意”说和“完善”说的根本缘由所在⑨。正是生命本位与理性本位的这种分野，才构成了中西方语言哲学的所谓对立。
思考之二：中西方语言与世界关系学术分野的互补性。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处于对立中的中西方的言物观和言意观等，其实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对完善我们对语言与世界本质的认识以及加深我们对语言与世界关系的理解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例如，在语言性质问题上，载体说与本体说就具有互补性，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载体说视语言为人类创造的符号系统，是人的自觉意识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籍以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中介，因此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手段性。如果把语言抬升到人以至整个世界的主体地位，认为语言能决定一切（包括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实际上就否定了人的意识活动的多样性和自觉意识活动的能动性，这是数千年中国传统所积淀的宝贵思想遗产。但本体说也同样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语言作为符号系统还具有人化和物化的性质：语言一方面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生成的，受到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具有建构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功能。因此，语言又体现着人的思维本性，是人的意识的实现形式，从而在形式上与人的思维活动构成了内在同一性。
再例如，在不尽意与尽意问题上，同样具有互补性。我们知道，言意关系本身就有“行上”和“行下”两面。中国传统之所以更加崇尚“行上”哲学，主要是受文化使然，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把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以及人对世界的体悟等看成至尊至贵。而西方传统则更看重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属于与“行上”哲学相对应的“行下”哲学的范畴，这就构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矛盾整体。研究表明，“行上”与“行下”之间其实具有互通性。如“行上”哲学中所推崇的“生命本位”本身就含有“理性”（行下）的成分，因为只有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实现生命的自觉。从这点上讲，我们在坚持生命本位的前提下多吸收西方传统中的理性成分，便可极大地提升生命意识中的自觉度和自在度。
又例如，在超越与完善问题上，中国传统推崇的超越的合理性在于：对于揭示和张扬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积淀，即人文精神大有裨益，因为人文精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即所谓的“非常道”的性质。如果对诸如非常道的东西采取概念式的精确的语义分析，就容易将属于民族精髓部分的思想、感悟等排斥在学术视野之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传统所推崇的语义分析、阐释、解构等，也同样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一面：通过对语言符号或文本结构进行概念辨析，精确阐释和细致解构，可以极大地提升人对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有助于更加科学地把握世界，更加理性地获取世界的知识，从而为人类的自觉和自身利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以上思考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有益昭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待于中西方文化的有机整合，有待于中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相互补充和修正，而不是一味地排斥异己，惟我独尊，也不是一味地拿来主义，惟它先进。
思考之三：中西方在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上凸现的两种不同的人类中心论思想。上文已经提到，中西方传统中的人类中心论思想在语言学研究中所呈现的学理形态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它们相异之处的根由究竟是什么呢？以笔者之见，它们的相异主要体现在出发点的不同，由此也决定了其解决语言与世界关系的路径和方法的不同。
中国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源自儒家的朴素生态伦理思想，其本质是以道义为中心的。我们知道，从孔子开始，经过孟子到宋明理学家，儒家对待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主流方式是视万物为与人类同源、同构、同体，因此，“人者天地之心”是儒家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所在。依据这种观念，人类在为自己确立了天地之心的价值定位的同时，不是拥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而是主动承担起了自然万物的守护者的道义。这种观念体现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就呈现为生命本位——即“道”，它在语言学研究中则体现为更加侧重语言中的人。
西方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源自古希腊哲人们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思辨。它是以人自身的目的或利益为出发点的，带有鲜明的理性优越论的思想轨迹。而人作为符号的动物和语言作为存在的寓所，又使这种人类中心主义集中地体现为语言中心论，即所谓的理性本位——逻各斯。这一观念反映在具体的语言学研究中，就表现为更加侧重人说的语言。
语言中的人与人说的语言原本就是人类中心论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上述中西方语言观的所谓分野或对立，实际上只是在人类中心论的同一哲学视野下的不同侧面而已，它们在学理上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笔者并不同意东西方语言观截然不同的说法（易立新2009：20-22），而应该将它们视做两者不可或缺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语言观。
注释
①目前，俄罗斯语言学界对科学范式的界说并无定论。常见的有卡拉乌洛夫（Ю.Н.Караулов）的4分法——历史范式、心理范式、结构-系统范式、社会范式；别列金（Ф.М.Березин）的三分法——新语法学派范式、结构范式、认知范式；玛斯洛娃（В.А.Маслова）的三分法——历史-比较范式、结构-系统范式、人类中心范式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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