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语言是什么？对此，不仅不同的语言学家有迥异的回答，且中西方传统也有不同解释。我们知道19世纪以来学界对语言的界说就有无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洪堡特的语言心灵论，即语言是建构思想的工具；海德
第二个问题：语言是什么？对此，不仅不同的语言学家有迥异的回答，且中西方传统也有不同解释。我们知道19世纪以来学界对语言的界说就有无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洪堡特的“语言心灵论”，即语言是建构思想的工具；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即语言是世界存在的“寓所”；萨丕尔的“语言功能论”，即语言是人类交际和思想的工具；索绪尔的“语言结构论”，即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乔姆斯基的“语言心理论”，即语言是人脑中一种特有的能力机制；梅耶的“语言社会论”，即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等。中国传统历来把语言看做工具和手段，而并不是人类的本原。西方传统则把语言看做人的精神的创造活动，也就是说，人所进行的改造物质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的体验、感受和经验等，都无不体现在语言符号中。这是因为：语言对世界的命名产生概念，使物质的世界变成了人的心理世界——即观念世界或意义世界。因此，就得出了“不同的语言也即不同的世界观”（洪堡特2000：52）以及“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1962：79）等结论。
第三个问题：语言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世界）决定意识。中国传统认为，世界是超验的，属于“道”的范畴，是不能被语言完全所及的。而西方主流传统则认为，存在不仅是物质世界，也同样是语言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存在都会对人的思想和意识（既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作用。但物质世界与人的关系是间接的，它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进入到人的意识中，从而构成人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否有认识论上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是否有物质的存在，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被“语言化”（оязыковление）。由于人的身体体验容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它对世界存在的体验不可能面面俱到。由此可以认为，人的知识和认识（主观世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靠语言获得或建构的。
关于“言物关系”的上述思想，实际上在哲学层面上回答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语言符号系统是如何生成的，二是语言符号是怎样反映或传递世界信息的；三是人是如何凭借语言符号来把握或认识世界的。对此，尽管中西方传统的回答不尽相同，但也有共同或相近之处，那就是：创建和运用符号是人的特性所在，因为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成与人作为自觉生命的存在是不可分的；人类出于本能并为生存之需要创建起一套中介工具——语言来实现人之主体与对象世界的连通；作为中介的语言符号通过其特有的能指和所指功能实现了与对象世界的沟通；人对世界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是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分解和组合功能来完成的，即将世界语言化。与此同时，语言化的过程又离不开人的意识的参与，因此语言符号又成为了人的意识的物化形态。
3 “言意关系”：语言与意识的关系问题
从“言物关系”不难看出，语言作为思维的直接现实或现实形态，确实参与了人的意识世界的构建活动。因此，考察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必须要深入到语言与意识或思维活动的关系中去。
总体上看，在语言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上，自古以来中西方传统就处于相互对立的纷争之中，不仅界说的立足点不同，且解决矛盾的取向和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别。
1）语言性质上的载体与本体之分。语言究竟是意识或思维的载体还是本体，这是中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分野之一。中国传统只将语言视做思想表达的手段或工具，无论是孔子主张的“辞达”思想，还是庄子倡导的“得意忘言”⑥，都只将语言看做表达思想的手段：达意即尽了语言的职责，其本身并无价值可言；得意就可以忘言（即不必言说）。但在西方传统中，语言历来被看做实在的反映和思想的表达。如柏拉图就曾提出“借助于语言来研究事物的真理”的主张⑦。因为在他看来，只要人们理解了语言的结构，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马蒂尼奇1998：1-2） 后来，这一思想从整个中世纪一直延续至近代。19世纪末起，尤其是20世纪初哲学实现语言学转向后，语言本体论在语言学研究中真正确立起主导地位，提出了语言决定思想，语言决定世界观，语言是思维的物化等一系列的理论和学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学说，康德的思想构建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景理论，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所谓的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都无不表达着语言对人的意识或思维的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的思想。
2）语言功能上的不尽意与尽意之辩。与上述语言性质问题的争论相关联的是，在语言功能问题上，中西方语言观的分歧也十分明显。这种分歧具体地体现在关于不尽意与尽意的纷争中。在中国传统中，言意之辩从先秦时期就开始了，但最终占上风的是老庄一派的道家学说。该学说看重“行上”之思，强调言不尽意，因为语言对于人的生命体悟而言往往会出现辞不达意的境况。与中国传统有所不同的是，西方学界一贯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来评价语言的功能，并想方设法地促使语言达成尽意的完善程度。如西方近现代的著名语言学派——波尔-罗雅尔学派、青年语法学派、喀山学派、伦敦学派、法国学派、美国描写主义学派等，就是功能主义的积极建构者、宣传者和推行者，从而为言尽意的完整学说奠定了学理基础。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极力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证实语言与思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即言意关系的整体性。当然，由此也容易走向极端，即将言尽意思想推向极至。
3）解决途径上的超越与完善之异。对于“言意关系”之间出现的矛盾，中西方传统中提出的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由于中国传统道家学说中的“行上”思想认定“行上”之意与语言概念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因此解决该差异的途径是超越语言，即庄子所说的得意忘言，意思是既得其本意，就不必烦文言说。此处的“忘言”并不是说不要语言，而是指寄言出意，即不单纯地依仗概念化的词语来表达思想，而是采取多样的手法使听者得到启悟，以领会思之境界。这似乎是中国人（也包括其他东方民族）特有的解决言意关系矛盾的思路和方法。而西方传统解决言意关系矛盾的基本取向并不是超越，而是完善，即从语言本体论出发，采取多种方法来不断完善语言的功能，以协调语言与意识或思维之间的关系。完善的方法之一是语义分析，即力求通过语义的辨析或逻辑分析，使语言的表述逐步走向精密化，以此来消除意义和逻辑上的歧义；方法之二是阐释，即把交际对象引入语言意义的重构活动中，通过对不同对象的反复解读（或同一对象的反复解读），使原有文本的意义不断生成出新的意义，从而拓展语言的表意功能；方法之三是解构，即与阐释相反，通过拆解语言符号或文本的结构，以消解或颠覆语言系统原有的中心意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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