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较之昔年,则是进步,甚为显著。”平民教育事业的显著进步、职业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离不开近代职业教育界人士的决心、信心与恒心。1926年,《新教育评论》刊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集中反映了他们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服务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而奋斗的心声:“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四个“百万”目标,不仅是近代职业教育派要决心掀起平民职业普及教育运动的豪言壮语,更是他们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救民于艰难、救世于危难的铿锵誓言,因为他们肩负着教育救国的历史使命,承载着为亿万下层平民谋福祉的终极关怀。
三、“实用”与“生利”——近代职业教育的价值传承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兴起的近代职业教育思潮及其实践运动,虽然存续时间仅有20余年,但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却在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其经世致用的现实旨归、救国救民的终极关怀,永远激励职业教育的后来者为平民生计、百业改良而殚精竭虑。令人欣慰的是。值近代职业教育运动发生发展100周年之际。国家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纲要》把职业教育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用大量篇幅强调职业教育,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推进职业教育的重大措施。《纲要》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的认识是深刻的,对职业教育的面向定位是符合国计民生、教育规律的内在要求的,对推进一系列发展职业教育的宏观调控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可以预见,今后10年乃至更长时期,无疑是职业教育百年又一遇的历史机遇。有鉴于此,近代职业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特别是其灵活的办学模式、客观的服务定位以及务实的教育理念,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定有裨益。在作者看来,其中有两个方面的经验价值尤其应该得到传承与弘扬:一个是“实用主义”,一个是“生利主义”。
近代职业教育思潮是近代众多社会思潮之一种,是坚持教育救国说的一股中坚潮流。溯其源流,近代职业教育思潮当滥觞于20世纪初传人中国的以杜威、克伯屈等为代表人物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实践者无不受该思想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近代职业教育的旗手黄炎培先生,更是深受其益、深谙其意。随着实用主义传人中国后形成的燎原之势,民众对实用主义的鼓吹之声愈唱愈高,响应的地区渐推而渐广。得益于同一个理念渊源,构建于同一个理论体系,近代职业教育界人士一贯提倡“实用教育”,鄙弃“虚名教育”,这是近代职业教育与普通国民教育的一个本质区别。在近代职业教育家眼中,职业教育专重实用,纯粹为民众生存生活考虑。黄炎培曾指出:“今各地小学有国文注重写信,算术注重珠算,而以采用实用主义鸣于时者,夫仅仅写信、珠算,诚未尽实用教育之妙。……故谓惩于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而倡实用教育,可也;谓惩于实用教育而倡职业教育,不可也。盖职业教育犹是实用教育也。”他认为,无论哪一类学校,如果在教育教学、管理培养、实践实训等方面全程贯彻实用主义精神,则可以挽回教育务虚不务实的颓废之风。
伴随着实用主义思潮的深入社会、深入人心。职业教育思潮破土萌生并迅速成为教育救国救世的主流思潮。如黄炎培所说:“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凡此皆实用主义之根源也。”此后,黄炎培等一批坚持教育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为力推职业教育而四处奔忙、游说推广,他们坚信职业教育是兴利除弊、救世济民的最有效、最实用的举措。可见,无论从理论渊源还是从实践层面上看,近代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当是实用主义在教育领域的传习与再造的结果。
至于“生利主义”,则是职业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以后的新阶段的指导思想。随着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职业教育运动的兴起,很多教育家在实践中对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办学理念不断地予以丰富完善。陶行知在1918年撰文指出:“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陶行知所论及的职业教育,当是更广义、更前卫的职业教育内容,它涉及民众生存、生活、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实用的技能、技艺和手段、方法。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早有论及:“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蔡元培在这里所论及的实利主义,事实上就是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这番论点亦是受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且从考察西方职业教育现状后得出的:“杜威尝著《学校与普通生活》一书,力言学校教科与社会隔绝之害;附设一学校于芝加哥大学,即以人类所需之衣、食、住三者为工事标准,略分三部:一日手工,如木工、金工之类;二日烹饪;三日缝织,而描画模型等皆属之;即由此而授以学理,如因烹饪而授以化学,因裁缝而授以数学,因手工而授以物理学、博物学,因原料所自出而授以地学,因各时代各民族工艺若食服之不同而授以历史学、人类学等,是也。”
有鉴于此,近代职业教育教学的内容、目的、宗旨都是围绕“生利”经验的传习与再造这两大任务或者说两大经验的历练展开的。近代职业教育家普遍认为,职业教育是以培养“生利”人物为其主要之目的,一个合格的师资,最好具备经验、学术、教法三个条件,如果不能同时兼得,宁舍学术、教法而独不能不具备经验,也就是说,这三个标准中尤以“生利”经验为最关键:“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为职业教师所必具之要事,然三者之中,经验尤为根本焉”。一个职业教育者如果不具备“生利”经验就不能教人谋利谋生,就不具备教授职业之资格。为此陶行知曾宣称:“无治病之经验者,不可以教医;无贸易之经验者,不可以教商。凡百职业,莫不皆然。故职业教师之第一要事,即在生利之经验。无生利之经验,则以书生教书生,虽冒职业教师之名,非吾之所谓职业教师也。”正如杜威的观点,实践经验与理论的作用决不可等而论之,一盎司经验的价值远远胜过一吨理论的价值。“生利”经验的价值与作用是不可低估和替代的,职业教育者应遵循实践经验的连续性原则,从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生利”经验,用以丰富完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可见,100年前的近代职业教育先驱即已认识到实践经验之于职业教育、之于教师队伍的重要性,认识到“彼自职业中来,既富有经验,又安于其事,再加以学术教法”当为职业教育的优秀师资,而对于那些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尤其是那些从校门到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是不宜使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生利”的实践经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