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人计”与“事计”，一方面关注个体，一方面关注社会；一方面关注利己，一方面关注利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与归宿，这一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二元定位，昭示出近代职业教育济民经世的现实主义旨归，这一旨归符合民众渴求，符合社会现状，符合时代要求。正如陆费逵在考察了江苏、山东、天津教育之后所预示的：“以吾国今日情状言之，人才教育、职业教育，殆较国民教育为尤急”。如果每个平民都能接受职业普及教育，“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因此，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办社宗旨，宣称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改革普通教育、推广职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觚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基础于以确立”。由此管窥，近代职业教育基于“人计”与“事计”的办学现实旨归昭然若揭。
　　
　　二、“平民”与“乡村”——近代职业教育的终极关怀
　　
　　平民主义是19世纪东欧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传入中国以后揉进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合理内核，它具有两重关怀：其一，主张将教育普及到平民大众中去，这一平民教育观集中体现在杜威1919年5月3日来华讲学其间在江苏教育会演讲的《平民主义的教育》中：“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个受着切己的教育；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是要使学校的生活真正就是社会的生活……所以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个平民受着求社会生活的真实学问，不是受那一般机械的知识”。
　　杜威的演讲是在充分了解中国近代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有感而发的。当时中国教育受旧的体制束缚成为上层社会的特权，主要为官僚贵族和富商大贾服务，这是与大众式的平民教育相悖的，因为“平民教育，是平等主义的教育，不是阶级主义的教育；是为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不是造就少数贵族或有特殊势力人的教育”。即便当时有些学校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下层民众，但严重地脱离生活、脱离社会，与布衣平民的生存生活与发展需求格格不入。对此，陶行知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可见，平民教育理论契合了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以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为代表的近代教育家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平民职业教育运动，为近代职业教育体制的革新与重构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代职业教育把“平民”与“乡村”定位为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这是近代职业教育关切国计民生的平民主义表征。所谓平民主义职业教育，亦即把解决平民生计问题作为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把平民尤其是占近代中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受益对象，着眼于将近代教育重心从城市向农村做大幅度调整，从而为最广大的平民阶层谋利益，因而这种导向是极其符合近代社会阶层结构与民众生存状况实际的。正如黄炎培所说：“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乎……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把教育办成普及平民阶层的职业教育，使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下层民众、贫苦农民都能受益于职业教育，学到就业谋生乃至创业发展的知识技能，这是近代职业教育的最高理想与终极关怀，所以黄炎培说：“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无论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不能把办学重心仅仅放在社会精英的培养上，而应该着眼于占各阶层人口比重最大的平民群体，以为最广大平民谋福祉为己任，才能使整个社会共同进步。这从《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可以略窥一斑：“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也就是说，他们的最终目的、最高理想就是要为“三万万四千万”乡村民众服务，为“三农”状况的改善而不懈努力。
　　由此观之，近代职业教育家的一个可贵之处，是能够客观处理好“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关系。精英教育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旋律，这种状况直到清末民初也没有得到改变；即使偶有倡导“有教无类”的呼吁，也往往是曲高和寡，从未得到广泛的响应。20世纪初期，近代社会受到“三大刺激”，职业教育才应运而生、顺势而昌，成为清末以降教育救国的超强音符。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清醒认识到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社会现实，深刻反思长期以来各类传统学校办学中存在的问题，摒弃鄙薄职业教育的旧观念，推行实用主义的生计教育，“尽力改良普通教科，使归实用，庶其有济”。事实上，近代职业教育家们并不反对精英教育，也不反对有些教育家关于“大学是培养具有高深学问人才”的论点，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哪种、培养多少高深学问的精英人才。如果各类学校培养的学生“但得毕业，文凭到手，即为目的已达，至所学之是否合于处世谋生之道，则从未顾及……以致毕业后多不能适社会之需，应社会之用”。那就必须重新权衡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权重问题，必须重新建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结构，必须考虑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和谐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正是由于近代职业教育办学面向民众的定位的现实性、客观性、准确性，2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职业教育家着眼于广大农村，推动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平民化和普及化，推动了近代职业教育办学实践重心下移，逐渐向农村、农民和农业倾斜，大批职业教育家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的改革和乡村职业教育的拓展。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坚定信心，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乡村职业教育事业中去。在所有的近代教育机构中，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倡导、试验和推行职业教育的专门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乡村教育的革新，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创立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其成立后的几年间，职业教育运动发展势头良好，职业教育推行成效显著，突出表现在全国各类职业教育机构的迅速增加方面。据统计，至1918年，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就有职业教育机构531所，1921年达到719所，1922年达到1209所。按种类划分，其中农学类学校占48％，商业类学校占18％，工业类学校占12％。普及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时人有目共睹。1927年刘湛恩、孙祖基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研究职业教育之必要与方法》一文称：“职业教育自提倡以来，已历十年。中间自提倡而宣传、而实行、而推广，据本年二月之调查，全国职业教育机关共有一六九五所。此项统计虽不能云完全确实，(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