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学科的交叉、综合性特点促进着学科建设。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经历了原始的混沌统一到专业的精细分化之后，各门学科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学科协同效应。这种效应表现为不同学科之间日益交叉、渗透、融合，即通过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等，形成学科的协同共生效应。这种效应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综合效应。在学科群中，通过采各学科之长，集各学科理论之精华，走综合创新之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构出自成体系的新学科，如环境科学的产生就得益于学科的综合协同效应。二是交叉效应。在学科群中，多门学科研究共同的问题时，最容易产生交叉学科，也就是说一旦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确定下来，相应地交叉学科的产生也就初见端倪了。在跨学科活动中，最初要建立起一系列立足于某一交叉地带的概念、关系、方法以及评价标准等。三是横向效应。学科群中多门学科以多方面特定的共同点为研究对
象，撇开事物现象、过程的具体特征，用抽象的方法研究事物共同的运动规律，反映多学科领域共同的事实，使许多不同学科领域拥有共同的概念、原理和方法，产生许多新知识颗粒，改变了整体的学科格局，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学科建设的外动力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推动力。高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受社会系统的发展制约；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高等学府作为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机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社会对高校的这种需要既是高校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高校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对高校的这种动力作用是通过高校的学科建设来实现的，因为学科建设是高校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结合点。尤其是当科学和技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巨大并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时，社会需求对高校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就更为显著。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社会需要的推动首先来自于国家需要。例如：1957年，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量，引起了全美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许多政界要人、商业巨头和科技精英纷纷发表论著，抱怨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在苏联的后面，同时指责美国学校教育水平的落后，特别是忽视科学和技术训练的状况。在美国上下要求改革的一片呼声中，美国国会于1958年9月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这是美国二战后颁布的第一个教育大法。该法明确宣告：“国家的安全需要最充分地开发全国男女青年的脑力资源和技术技能。”该法要求应让更多的青年学习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即“新三艺”)。该法规定，从1959年到1962年，由联邦政府拨款八亿多美元作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财政援助，以便加强普通学校的“新三艺”教学；资助高校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发放大学生学习贷款，建立“国防奖学金”，以鼓励清寒子弟努力学习和优秀学生从事研究。《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学科的发展。美国高校的基础学科研究水平较高，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这种“作为”有关。甚至可以说，正是美国政府的这种政治推动，才促进了大学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
社会需要的推动作用还表现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军事竞争对学科建设所产生的作用。例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在军事竞争中迅速崛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MIT还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技术学院。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MIT积极投身于战时的科研，不仅建立了理学院，还建立了“辐射实验室”，承接了75项、总金额达117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项目，研制了150个系统的各式各样的雷达，从侦察机到投射瞄准，海陆空俱全，应有尽有，完成了从科学概念一技术原理一产品设计一样机试制一大量生产的艰巨任务，为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战后，MIT利用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科研设备和研究条件，以及聚集的大量科研人才，顺势发展，积极开展导航仪器、计算机和微波领域的科学研究，并努力使其转化为产品，兴办了许多高科技产业，不仅创造了可与“硅谷”相媲美的“128号公路”奇迹，而且还促进了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
高校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十分复杂，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只有不断地去发现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中解决这些问题，学科建设才能取得好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