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源于心灵，心灵最渴望愿欲的自由满足。现实人生与诗遵循的逻辑不同：前者讲究功利，后者奉行情感或者个性。小说有自己的诗学与伦理。诗永不会刻板地摹写现实：现实的心灵总是被压抑着的。为了“群”的和谐，人就用“该不该”来压制个体的“要不要”。道德是调节“群”的，诗则是安慰“个”的。诗最基本的功用就是让在现实世界中压抑破碎的心灵得到释放、获得抚慰。在诗学中搞道德审判，就是用伪问题来折磨自己。
　　然很不幸，当年郁达夫《沉沦》遭遇的就是如此错位的攻击。郑伯奇曾为郁达夫辩护说：没在日本生活过的人是不能深切体味《沉沦》的苦闷的;而尽管有那样多的道学家群起攻之，《沉沦》仍在青年人中受到普遍欢迎。[5]P82
　　此话意味深长。前一句是说，日本文化对“情色”的态度自然而松弛，对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来说，就会经常面对现实的刺激与文化立场的争斗，苦闷难免更深，小说中那样情形下的“伊”居然有偷窥女孩洗澡的机会，确实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性”心态上的松弛;露丝·本尼迪克的《菊花与剑》对日本文化的出色研究也提供了很有意味的参照;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更是对大和民族情色生活的出色演绎。日本文学中的情色书写总带有一种清新、自然、叫人心动、令人温暖的肉感，而我们要么是艰涩沉重的教条，要么是放荡沉溺的肉欲，总不得要领，显得蠢笨粗野。《沉沦》中“伊”的痛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身心处于两种文明之中被撕扯的痛苦。郑的后一个意思则说出了一个清晰的界限：青年的身体是活的，血是热的，他们不买僵的、死的道德家的账。《沉沦》在描写人的愿欲方面比同时代的作品是要狂放恣肆一些，但郁达夫提出了有意味的思考：人们通过艺术中的情色体味也许可以找到面对真实生命中情色的“应然”。《沉沦》中的情色书写严肃而有价值，只要人们不把认知和体验分离是能够意识此点的。而那些刻意把体验放逐在自己的认知之外的人则是一个分裂的、不和谐的、矫情的、懒惰的存在体。
　　二、用身体来“思想”《沉沦》呈现的“人的世界”：忏悔、恶行、原罪
　　“用身体来思想”是同为“九叶诗人”的唐湜对穆旦诗思方式的评判。[6]体验诗学重视身体的地位与价值。“精神”是“人”这个“物质”的衍生物，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必须意识到“人的物质整体性”：人，不只是用大脑更是用“身体”，用自己的“整体存在”在思想。
　　用身体来思想本就是艺术的基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穆旦、徐志摩的诗，张爱玲、加缪的小说，曹禺的戏剧等等莫不如是。《沉沦》则是现代文学中以身体来思想的先声，其身体倾诉的价值远大于人们通常说的各式样的思想价值。“伊”一次次沉溺于所谓的罪恶之境，然后一次次地诅咒、忏悔。其实这不是实在的诅咒、忏悔，主人公每次在诅咒、忏悔后依然故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诅咒和忏悔不仅没有阻止过去的行为，反而成为一种润滑剂，让过去的行为顺延下去。人们甚至要怀疑这种诅咒和忏悔在现实情境中到底存在否。道德只有如此理解才是“道德”的：道德感是道德律内在的自我约束，不是姿态展览。道德只有对内不是对外、对己不是对人时才会真正起作用。这就是托尔斯泰为何要强调“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审判别人，人类最高最后的审判是自我审判”的缘由所在。
　　道德攻击“恶行”，所谓“恶行”其实多为本能。在现实界，文明意识要求人去抑制文明社会所禁忌的人的自然愿望，如小说中的偷窥、嫖妓等。而在虚拟、体验的天地，人会卸下理性面具，重新返回感性。乔治·巴塔耶感慨：“除非以欺骗的方法，我们永远也领会不了人类：人类总是自相矛盾，突然由慈善变得极其残酷，由纯洁变得无比卑污，由迷人变得万分可恶。” “与家人在一起，这个人是一个善良的天使，但当夜晚来临，他便沉溺于荒淫。”[7]11面对此景，巴塔耶宣告：“人的思考不能不加区别地脱离与其密切相关的对象，我们需要一种在厌恶面前不会瓦解的思想，需要一种在将可能性的探索进行到底的时刻不回避自身的自我意识。”[7]4在真实的生活中，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体验和认知在他的“内里面”一定是和谐完整的，但要说明的是和谐往往是对抗之后的和谐，直面它需要勇气。
　　在如此的背景下，可以对《沉沦》的真价值作更深的追诉。当年赞扬郁达夫《沉沦》的人，其实多借此来表达对新文化运动中新理念的认同，几乎异口同声地强调小说的反封建反礼教意义。时移事往，今天的人们因时空的间隔已不在“历史的现场”，对此说恐怕多基于知性的认同而少了情感的共鸣吧。然而，《沉沦》更深层的身体书写的得与失之意义却可以因之而凸显。日本的伊藤虎丸曾把《沉沦》的主题表述为作者个人“堕落的自叙传”。[5]75如果人们把“堕落”一词作为一个中性词理解，《沉沦》对所谓“人类堕落描述”的意义当更能为我们自省作更大贡献，我的意思是说，出于某种自欺的动机，人们常用站队的表态（比如，把“堕落”这个词看得十恶不赦，而内心未必对所谓的“堕落所指”真有诚恳的认同，更说不上以此作为界线来警戒自己真实的生活行为。如果在真实的生活中真的面临了堕落的诱惑了呢，人们常用的手法则是从权。而那过后，虚伪的人仍可以心里坦然地表达对堕落的义愤。就像我们在《沉沦》中看见的“伊”一样）来代替对自身生命问题的拷问，实质是人们用提早的道德宣判阻断了人们对自身生命问题作真实而深入的追诉。郁达夫写《沉沦》时，主观上的苦闷淤积是他写作上的有力推手，但客观上，郁达夫却因《沉沦》一类小说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它让我们在自己“恶”的背后看见了我们的“罪”。《沉沦》的意义，不在它判断了什么，而在于它面对了什么，在面对的时候又让我们看见了什么。人是如此地残缺、不完整，那人要如何自我完成？《沉沦》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提出的问题的价值极为珍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