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177-005
　　伦理在人间，诗学则飞翔在心灵的天空，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许多时候，人间烟火的淬炼反会使诗学更加纯净、结实。然而很不幸，现实中“思想与生活的离异”[1]，却成了人们常看见的“文化圈”里的常态。在诸多诗学批评文本里，批评主体的“认知”常脱离自己最切身的“体验”，这种“反诗学”的艺术批评回避了诗与人生、人性间的诸多繁难与悖论。简而言之，此种状况的症结所在，即是人们常常说起的“身体的缺席”。谁能想象没有身体的艺术是怎样的艺术？我所能想到的最切近的例子就是“文革”时代的八个“样板戏”，里面的男女英雄一无例外地没有个人家庭、感情生活，有的只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壮烈情怀;可是，它们怎么显得那样生硬、不自然，不能过多触动人们的心弦？道理简单，它们过滤了鲜活的人性。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它当然不只是器官物质，它有灵性。人类创造的艺术，不管你说它是生活生命的反映也好，模仿也好，表现也好，人的生活、生命总是开始于而且也归终于身体。人总是借助于身体这个既物质又灵性的触手去触摸、理解自己及身外的存在。而对于表现人类情感世界的艺术而言，离开了“（身）体（体）验”，一切就无从谈起。“用身体来思想”，宣示的即是“体验诗学”的理念，它从不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而是从对存在的经验、体验入手，注目于最原初、最具体、最真实、最鲜活、最形象的感知、印象，以此作为思想的材料与路径。从哲学上说，此即胡塞尔的“回到事情本身”、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从文学上说，此即“形象（身体）大于思维（大脑）”、歌德阐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钱钟书嘲讽那些空头理论家的“理论都是不实践的人制定出来的”。其实，古往今来真正的艺术莫不是遵循这一艺术法则而成，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给了它不同的命名罢了。
　　一、体验与认知的分离：情色与人的生命世界
　　创作与批评常面对着共同难题：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性与知性。感性常是汪洋恣肆却又混沌一片，知性倒是轮廓清晰但对错又极难自明。尤为困难的是怎样处置二者间的关系才会让人的身心俱安。在身体的经历和心灵的体验之间，人常常自我纠结。在既往的文学批评中，人们常常看见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体验和认知的分离。人们似乎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真实的身体体验，表达认知时便顾左右而言他。人在诗与人生中遇到的悖论是这样地直接、简明，无法回避;而无诚之人便或敷衍或扭曲或回避或强词夺理，直至非得把人弄到不伦不类的情境中去才罢休。比如，当年郁达夫的《沉沦》就遭遇如此的情境。
　　毋庸讳言，《沉沦》当年因其坦率的情色书写引人侧目，但当初的许多批评正如上节文字所指，无诚且虚伪。情色是人的真实生活，而且与人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需要人们自然面对，人们无理由对其采取只做结论而不证明的虚伪道德立场。如果人们怀着诚意阅读小说并触摸自己的身心体验之旅，或许就会有以下认知：也许你初面对“沉沦”这个“词”时，你的第一反应会带着历史惯性，但小说文本却让你在“历史惯性”前陷入沉思，且结果是让你从“既定语义”中超脱出来——郁达夫的《沉沦》让“沉沦”生长出了新的意义。小说的展开实即文题与文本相互拆解的过程，其间折射着作家内心感性与知性的复杂纠缠。
　　按照“历史惯性”，“沉沦”指“陷入罪恶的，痛苦的境界”[2]。小说文本却向人证明：“沉沦”绝对不只是道德名词，“沉”是往下落，“沦”是沉没、陷入，都是一种“存在状态”的描摹。从小说描写看，它更指的是一种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其实不愿自拔的状态。小说主人公“伊”一面体味着被撕扯的痛苦（生命力和社会力的冲突），一面在忏悔外衣包裹下宣泄对此痛苦的怒不可遏。小说渲染着诸多沉溺的细节及“伊”对这些细节的反思。严格地说《沉沦》并没有故事，有的只是细节，勾联这些细节的是“伊”内心深处的意欲在文明世界中的起伏和延展。“伊”因情欲围困无处宣泄感到极端压抑而陷入种种难以自禁的行为之中，而这些行为均为文明所禁忌，不足为外人道。
　　这就是问题的尖锐处，如此情色展览显然挑战了大众的道德底线。郁达夫把很难启齿的事情一一描述，公开展览，确实让人神经大受刺激。但刺激何以会、又怎样成为一个问题？刺激不是问题，生命有刺激才会充满活力;失掉活力的生命只会趋向死。假如说，一种意义的追寻最后是让生命趋向死，那么这意义本身就该受到质疑。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说，艺术是“道德审判被悬置的疆域”[3]6，“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3]7还说不懂开心的人永远不会懂得小说。“巴奴日不再引人发笑之日”[3]32就是小说灭亡之时。昆德拉直面着人感性与知性中的悖论。
　　“情色”本是人性的渴求，文明的发生又使“情色”成为人类自我纠缠的问题：“要不要、如何要”与“该不该”形成愿欲与理智间的冲突。日本的厨川百村说，个人生命力与社会文明力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形成“人间苦”，这人间苦使人生充满“苦闷”，为解除苦闷，人类投身于艺术，因而，艺术的本质即为“苦闷的象征”。当年鲁迅、丰子恺不约而同地把《苦闷的象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便是要让习惯“瞒和骗”的中国人认真地看看自己的生命世界，别再总是脱离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去唱空洞的“高调”。梭罗的《瓦尔登湖》[4]也说过同样的意思：人性中最美好的元素是诚恳、耐心，而最难消除的是偏见。这确实说的很准。如果人们能带着诚恳、耐心、不带偏见的态度来面对诗与人生，人们就能很好地思考问题，而不是摆出某种矫情的姿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