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创作了近80种作品集，且不乏精品的司马中原自学自修出身，所仰仗的也只有他熟悉的乡野生活。司马中原心中的“中原”故乡，是天地之间永远响彻的一种声音，“从一个生命里流出来，带着某一种民歌的意味；仿佛不需要再叙说一个关于那个生命的故事，直接便能从那歌声里，听到民族心脏的律动和那一时代的呼吸”；他从小的“生存背景，也充满传奇性”，家乡小镇在抗战期间沦为“三不管”地带，“鬼子兵”、“伪军”、“中央游击队”、“中共游击势力”、“小股土匪”、“民间的会党势力”等都

各据一方活动，“天灾人祸纷沓而来，无数家庭破碎，却没人怨懑过”，这种故乡的记忆有如一口活泉永在的“乡思井”，由此才有了司马中原的众多小说。1950年代他出版的两本小说集《山灵》和《春雷》就开始以民间江湖的传奇故事来反映时代苦难中的命运，在故土乡亲强韧的生存中传达以和为善的题旨，叙事又关注趣味性，广受欢迎。正是传奇性的乡野气养育成司马中原的创作。待到1960年代他的长篇小说《荒原》《狂风沙》问世，其创作已有了乡野大气，也绝非官方意识形态能影响得了。
　　台湾本土的乡土叙事在战后也屡屡不绝。吕赫若、吴浊流等左翼作家和龙瑛宗、叶石涛等不同倾向的本省籍作家都有作品问世，但在“二·二八"后沉寂。“光复后第一代台湾作家，由于缺乏反共经验，无从写出反共意识的作品”，作品“较少出路”，创作也疏离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1952年，日据后期开始日文创作的廖清秀以台湾抗日题材中文小说的《恩仇血泪记》获“中华文艺奖”长篇小说第三奖，这是他1951年参加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研习组”的结业作品，在浓郁的台湾家园意识中，对日本殖民者的恶法苛政有深刻揭露，也充盈中国认同的情感，主人公林金火从祖母的家史得知“台湾原来不是日本的，祖国叫唐山，就是中国”。小说着重描写了林金火与日本人田中爱子、鬼田、原岛、渡边澄子等爱恨恩怨，既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又传达出非战反战的立场，有着深厚的人性关怀。它的获奖跟潘人木小说获奖一样反映出“中华文艺奖”存在的“边缘”空间。廖清秀在1953年还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冤狱》，以朴拙而带讽刺的笔调生动描绘了台湾现实社会。1956年，钟理和的长篇《笠山农场》获同一奖项第二奖(首奖从缺)，更引起关注，被视为台湾省籍作家“能运用优美的中文，完成高格调的文学创作”的标志。小说以主人公刘致平和刘淑华同姓婚姻受阻为主线，生动描写了台南山区的山水风土、人情习俗，人物个性都写得鲜活而各具特色，整部小说具有“说不出的浓郁气氛，明艳的色彩”，同时又在乡土传统的延续中展示了中华传统的源远流长。这些小说延续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家园意识，而又在认同中华中表达民族意识，有着对于“战后”历史伤痕的跨越，其价值值得充分关注。
　　廖清秀、钟理和小说的获奖并非单纯的个案，1950年代台湾省籍作家已开始走出“日语传统”，在“跨语写作”中延续台湾本土文学传统。1950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联合报》创办不久，就出版了“文化本地化”的副刊《艺文天地》(1953年春)，大力宣传包括“布袋戏、歌仔戏、南管、北管、台湾歌谣”和“当年盛行的台语片”在内的台湾本土文化。这种文化环境有助于台湾省籍作家克服战后台湾的种种隔阂。1957年，钟肇政编印专供台湾省籍作家“互通声气，互为砥砺”的《文友通讯》，参加者包括钟理和、廖清秀等10余人，加上日据时期作家杨逵、吴浊流、张深切、叶石涛、张彦勋等的复出，光复后第一代台湾省籍作家开始形成。1965年，钟肇政为纪念台湾光复20周年，独力编纂了《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和《台湾省青年作家丛书》各10册，入选作家170余人，作品以1950年代的乡土文学居多，其声势已不亚于中原乡土叙事。廖、钟的小说正代表了台湾本土乡土文学以其自身特有的形态挺进台湾文学“中心”的趋势。1961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张深切出版自传体长篇小说《里程碑》，其序明确表示：“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一是欲使读者明了台湾的民众，在日据时代经过了什么历程，我们怎样对付日本统治者，又日本统治者怎样对待过我们。其次是希望读者多了解台湾的实际情况和性格，认识台湾离开祖国50余年，此间所受的政治教育，非独和大陆同胞完全不同，就是语言、风俗、习惯等，都有相当的变化，连思考方法和感受性也大不一样了。我们如果不作速设法弥补，促使双方接近，我恐将来这微小的裂痕，会越离越开的。”这里的“读者”显然主要指大陆来台的民众，而此番自述可以代表1950年代台湾省籍作家创作的价值走向：唤起台湾的历史记忆，凸现台湾的语言、风俗。促进与大陆省籍民众的心灵沟通。
　　中原和台湾两种乡土叙事奠定了战后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基础，而日后它们的沟通、汇合，将迎来台湾小说的黄金时期。
　　
　　四
　　
　　1960年林海音《城南旧事》和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的出版是1950年代女性叙事兴起、成熟的一个总结。有意味的是《城南旧事》最初发表于聂华苓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栏，而《失去的金铃子》初刊则是林海音主持的《联合副刊》，这是1950年代台湾颇有影响的两份文学刊物，它们的掌门人都是女性，又互相提携推出各自的名著，两部小说又都是以自叙性角色讲述女性成长的生命经历。所有这些都令人感受到战后台湾女性文学的成长历程。
　　女性文学一向处于边缘，此时台湾的女性文学却出乎意料得到发展。1955年5月4日，苏雪林、谢冰莹、张秀亚等32位女作家发起的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成立，之后成员多达385人，这恐怕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女性文学团体。这种女性文学有所兴盛的局面得以出现，其背景难以避免官方倡导的因素，但其原因主要还是民间性的，一是“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还有所存身，冰心、萧红、张爱玲的小说在台湾仍能产生影响；二是台湾当局倡导“战斗文艺”，但作家、报刊、出版社尚未完全体制化，这反而给基本上身处体制外的女作家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三是此时的女作家基本上在大陆完成了学业，包括古典文学修养在内的中文根底较深厚，在台湾文坛青黄不接之时，女性文学凭借自身的语言、艺术优势异军突起；四是当大陆迁台民众还急切盼望早日返回大陆之际，女作家却由于性别意识最早产生了“家台湾”意识，她们也思念大陆的故乡，但她们又踏踏实实把眼前的生活当作家的日子过，并较快地对台湾有了家的感觉和情感，这种心态使她们的创作有了较从容的展开，并开始有了“在地化”的写作；五是当时的台湾女性文学也能较广泛地接触到各种外国文学思潮，女作家的学养背景、家庭环境以及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多次举办的外国文学讲座都使女作家与当时最新的文学思潮、流派并无隔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女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御了文学政治化的潮流。聂华苓1948年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随母亲迁徙台湾，她自言“那时我真是反共的”，然而她1950年开始在《自由中国》编辑文艺栏时，却“凡是有政治意识，反共八股的，我都是退!退!退!这种现实政治立场与文学活动矛盾的做法来自她极其素朴的观念：“纯文学不该和政治搞在一起。”林海音1950年代后期筹划“纯文学出版社”也是出自同一信念。这一信念使台湾女性文学在政治高压的1950年代得以发挥自身潜能。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