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人的本质等创作“本义”的关心。这种冲击甚至影响到他的创作生命。到他写《重阳》(1961)时，他确有些“受不住反共抗俄政策的诱惑，不再依凭实际经验，也不再兼顾人性”，只想揭露政治的罪恶，结果即便在“写实”的层面上，《重阳》也缺乏了感染力，《旋风》中那种“艺术上可爱”的人物不见了；可姜贵却认为他最好的小说是《重阳》，甚至认为夏志清不看重《重阳》是“不懂小说”。当然对《旋风》一类作品的评价，还有待于历史的沉积和检验，但它起码已经促使我们去思考政治和文学复杂微妙的关系中作家的个人行为如何有可能生存。
　　2000年，王德威等编选“麦田小说”出版，其中收录了杨念慈《废园旧事》和《黑牛与白蛇》两部发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其中《废园旧事》属于当时盛行的“抗战小说”，最初连载于1959年的《文坛》(民营刊物，创办于1952年)，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又相继在中国广播电台播出，被改编成电影上映，并成为台湾1970年代最早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小说)之一，其受众之广由此可见。小说讲述1944年秋冬，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部中校参谋余志勋(“我”)主动请缨，到鲁西改编一支家族抗日游击队的生死经历，其题材涉及抗战期间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导权，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小说笼罩上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阴影。作者抗战期间在家乡沦陷区打游击，到台湾后已结束军队生涯，当了30多年教师。《废园旧事》是他“摘录我从少年进入青年的一段战斗岁月”的“怀乡、忆旧之作”，这种亲历性、回忆性使小说描述的战争成为一种民间“演义”，《废园旧事》展示的是中原家族文化在全民抗战中的命运，水泊梁山传统在现代战争中的延续。雷家龙表哥、蛰表弟、云表姐等“上有舅舅妗妗盖着，下有张婆王婆捧着……长到老死也还是那么小巧”的大家子弟在抗战中一个个走出家门，同父辈一起毁家抗日；“大响鞭”、“大酒篓”等大半生泥地里滚爬的庄户人家也一个个在民族是非上表现出忠义仁德。脱胎于“水浒”结构的叙事方式在雄健淳厚的气象中刻画出个性鲜明的士绅——草莽人物。这一切使《废园旧事》成为民间历史传奇，而非“反共小说”了，对于认识抗战历史的民间性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民间性正是当时台湾小说着力开掘的，也是台湾小说得以避免陷入政治陷阱的重要因素。
　　1950年代台湾作家和反共政治的关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后来以抨击时弊的杂文出名的柏杨1950年代以“郭衣洞”的本名创作了众多小说，且以“反共小说”出名。1952年他发表了描写苏俄军队在中国东北暴行的长篇小说《蝗虫东南飞》(1960年代重新发表时改名《天疆》)，翌年获“中华文艺奖”长篇小说奖，他也由此进人青年救国团工作，担任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和《幼狮文艺》主编。之后，他以国民党溃败大陆后，其残余军队在边境困境生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异域》出版且长销数十年。可是柏杨1968年却被加以“为匪推行文化统战工作”的罪名入狱9年。一个写“反共小说”的作家遭此命运，自然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但也反映出1950年代台湾政治和文学的复杂微妙关系。柏杨的小说虽有反共倾向，但和他后来的杂文一样有强烈的讽刺性、批判性，而这种讽刺批判性又往往是超越党派的，他1950年代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就被称为当时“文坛少见，别具个性的讽刺小说”。柏杨写《蝗虫东南飞》，是因为觉得当时“所有反共作品中，主题全是中国共产党”，他不想再写，于是他选择了他认为不应该被历史湮没的“俄军在东北”的题材。这部小说具有作者个性化的历史性、讽刺性，“描写少而情节多，如中国旧小说；形式单纯而畸形化，如印象派画的侧重线的雄辩”，从中寄寓着作者的历史批判性。然而，国民党当局有时却难以容纳这种历史讽刺性。
　　
　　三
　　
　　1950年代疏离或超越“反共文学”、“战斗文艺”意识形态的小说叙事主要有乡土叙事和女性叙事。而乡土叙事是由两部分作家完成的，一是大陆迁台作家的“中原乡土叙事”，二是台湾省籍作家的“台湾乡土叙事”。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具有最深厚的基础，乡土叙事也就成为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的有效途径。
　　台湾光复至1950年代初，大约有300万人从大陆迁居台湾，抒写乡愁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但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主导的台湾，乡愁的抒写也有可能呼应于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复国”的政治宣传。能疏离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原乡土叙事”主要是一些作家“人在天涯”的“乡野传奇”或“田园哀乐”小说，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是军中作家朱西宁和司马中原，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小说要到1960年代诞生(朱西宁的短篇集《铁浆》和司马中原的长篇《狂风沙》人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出版时间分别是1963年和1967年)，而他们此时期的创作正处于“动态”中。
　　朱氏父女仨(朱西宁及其女儿朱天文、朱天心各自有小说集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文名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段佳话，而朱西宁的创作起步颇能反映出1950年代小说“动态”中孕有的潜力。1960年代与陈映真、王祯和等同道于乡土写实的刘大任称朱西宁是“在台湾”的“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他的作品给1960年代后的台湾乡土文学带来“温暖”和“震撼”。因为军中作家的身份，朱西宁195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也明显有“战斗文艺”的色彩，他第一本小说集《大时代的爱》(1952)被誉为“一手握枪，一手拿笔”的结晶。不过这类小说的“特色，人物及对白十分鲜活，角色的社会环境却一片模糊，看不出这些人物的出身与背景”，这种“小说只看到人，看不到社会”的写法恰恰可以避开官方意识形态的过分侵入。朱西宁此时期的小说开始有他一以贯之的原乡视野，那就是以回忆和想象，在他最熟习的中原故乡，构筑了一个闪现着种种人性的幽微处的原乡“社区”，以“一个古老的世界，一点点的永恒”，“照出了一个朦胧的现代，和后现世”。正是这种原乡视野拓展了“五四”后乡土文学的空间，把朱西宁的小说引向了具有深厚中国人文思想的怀乡境界。知识分子回望故乡的心灵冒险、道德批判在烛照人的根性中深化，绝非“战斗文艺”的意识形态能拘囿得了。到1960年代的《狼》《铁浆》《破晓时分》时，其创作已全然摆脱了“战斗文艺”的意识形态影响，对中国乡村历史命运的描写甚至接近了希腊悲剧的深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