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现代主义叙事等不断分化出新的形态，实现政治高压下的文学突围。
　　“边缘”突围中的多种叙事表明在政治高压的1950年代，台湾小说仍有其生机。
　　
　　二
　　
　　对于1950年代的台湾小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那些有着国民党意识形态背景的有影响的作品。
　　当时大陆迁台作家很多人由于自身经历和环境诸多因素，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其小说背景、环境、人物经历等都会有国共对峙中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包含有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大陆新中国现实的不满等，这些都会损害小说本身的表现。但同时，抵制“反共八股”又是很多作家的共识：“作品的真实性是第一条件，高超的艺术手法，让作品不致流于公式化、表面化，能表现深刻的意旨，却又不露斧凿之痕，也是小说家所要致力的，这是相当严格的要求”。这使得作家一旦进入创作，艺术因素的活跃仍会使一些无法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的小说留有相当的艺术空间，而许多作品个人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使艺术因素表现得更为活跃，加上抗日一类题材即便写到国共的对峙，其民族共同性终究更为重要。因此，一些有着“战斗文艺”一类创作背景的小说还是会表现出不少“边缘”于国民党当局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
　　潘人木(1919—2005)是1950年代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长篇小说《马兰自传》(1955)讲述“灰姑娘”马兰“生于忧患”的人生经历。小说在县衙的森严、监狱的阴冷、沈阳事变日军的横暴、北平学生抗日的热血等背景上，描写了马兰的“传奇”人生。马兰自小又跛又“丑”，劳累于家务。父亲面恶心善，他善待优宠的是恩人的孩子(即马兰的姐姐)，磨砺“折磨”的却是自己亲生女儿。马兰的丈夫变态报复，为人所利用，给马兰带来更多灾难。马兰一生不幸，但也遇到了心灵契友林金木。林金木十二三岁随母服刑时相遇马兰，马兰偷偷教他识中文，说国语。21年后，金木学成归乡，当选县长，而马兰为了制止丈夫的恶行，不得已纵火示警，被羁押受审，两人相遇，才知道金木20岁时打开系于颈间的小老虎饰品，发现内藏的是马兰父亲的传家宝——东北特产红香粳米，而金木正是马兰失踪大哥的儿子，他把传家宝研究成耐旱涝而高产的“传国宝”，他让马兰当了学校校长，为马兰在心中保留了“最好的位置”。小说中马兰丈夫的行为有着国共对峙的历史阴影，他被描写成在“共党”引诱下沉沦的人。但整部小说着力刻画的是“土地间人性的纯美”。马兰的谦卑内敛、纯洁善良、平和坚忍，得到了鲜明的呈现。父亲的专横跋扈也因为根植于爱，时而透露出某种诙谐轻松的意味。马兰草的寓意在小说中前呼后应地出现，使小说叙事更有了民间意味。潘人木小说的语言早就被人称赞“在悠闲不迫之中处处见到细致和敏捷。行文如一派清泉，流过花草缤纷的岩壑，淙淙汩汩，一步一个新天地，一转一个新境界。……在清新委婉中流泻出简洁单纯的美”。《马兰自传》的语言除仍显现清新简洁外，还随主人公的成长而有变化，如马兰幼时忆述，颇多童稚趣味：“我对于乡野是陌生的，连这儿的鸟儿都似乎说着外省的方言”，处处呈现好奇中的清纯；而随着年事的增长，语言的色调也显得复杂多样。所有这些，都以其“文学性”淡化了小说的政治性。潘人木是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张道藩为主任委员)成立后第一个获得长篇小说最高奖的作家(她的《莲漪表妹》1952年获“总理诞辰长篇小说奖金第二奖”，该年度首奖从缺)，似乎国民党当局宣传诱导对其创作的影响不可忽视，但从潘人木小说创作、发表的过程看，“写稿为贴补家用”的“经济的理由实大于政治的理由”。这就是说，被视为“反共小说创作”的潘人木实际上处于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的“边缘”，因此当她从自己的女性视角展开叙事时，其小说完全可能疏离于国族的、政治的规定。而“中华文艺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奖颁给了一个女作家，也说明这项官方奖励可能有着一定的“边缘”空间。在有1950年代国民党意识形态背景的小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姜贵的《旋风》。
　　姜贵(1908—1980)1929年和1939年曾出版小说集《迷惘》和《突围》，王任叔曾称赞读他的小说，“如读中国山水画，使人悠然意远”。姜贵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系，抗战爆发后从军，抗战胜利后退役，1948年举家迁居台湾。1952年，他完成长篇小说《旋风》，因屡遭退稿，1957年自印分送亲朋好友；1959年才由吴鲁芹推荐，台北明华书局出版。《旋风》自印出版时，远在纽约的胡适致信作者，称“五百多页的一本书，我一口气读完了，可见你的白话文真够流利痛快，读下去毫不费劲，佩服!最先评价《旋风》的文章称《旋风》是一部“中国风味的小说”；随后高阳则称赞《旋风》“是近代中国小说中最杰出的一本”。夏志清在他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称姜贵“是晚清、五四、卅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而《旋风》则“是糅合了中国传统‘家庭小说’和‘侠义小说’技巧”的“成功之作”。1999年，《旋风》入选“台湾文学经典30部”，后又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旋风》完成于1952年1月，之后6年中，“遭受书店、杂志、日报及其他方面的退稿，先后不下数十次”，最后还是自费问世。此期间，得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稿费资助者多达千人，获高额奖金者也有百余人，《旋风》与此无缘，表明其创作确实是姜贵的个人行为。正是这种个人性使《旋风》得以为后世关注。姜贵自叙《旋风》是“从一个大姓家族的衰微和没落，写出那一时期的社会病态”。小说描写的“社会病态”是指“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妓女、土匪、堕落文士、日本军人和浪人，以及许许多多鸡鸣狗盗的小人物”，而小说把这种“社会病态”跟共产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小说带上了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的色彩。但小说描写的重点在于“文化”。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读书人出身的方祥千有着儒家文化的背景，对中国前途极为关心；他的远房侄子方培兰则“是个旧小说中‘侠盗’之类的人物，疏财仗义”。姜贵以他的文化“残缺”意识，描写了方祥千、方培兰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分崩离析中成为“失魂者”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被置于方姓大家族衰微的背景中，小说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方冉武、方天艾等道德沦丧的种种情境，表现出“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的犀利讽刺。艺术表现上，尤其是在将传统和西洋融合的艺术探索上，《旋风》延续了姜贵的一贯追求，有其不凡之处。小说采用了章回体的种种长处，场景、人物描写尤有传统小说“雅俗共赏”的优长，而讽刺又常寓于人物自我心理的剖露中。但小说中的焦灼感还是影响了作品的“讽刺”力量。作者过多地为自己的经历所有，过于急切地要将自己的历史沮丧感转化为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胜利缘由的分析，天真地想以儒家哲学思想和江湖社会的“侠义”之风去改变历史……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姜贵对政治势力胜负的焦灼还是冲击了他对人性、人的命(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