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轻减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这是郭沫若单就一篇回忆文章的写作动因而言。但是它也代表着郭沫若的自传性写作有一股情感推动力，这是其创作更为重要的心理动机，是一种为怀旧情绪左右、驱遣的文学冲动。
　　怀旧是一种心态，常常是随着人们生理年龄趋于老之将至而来的那种心态。此外，就是当生存的环境骤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需要，或是试图从岁月流逝的屐痕中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感和精神上的慰藉，由是沉浸在怀旧的情态中。郭沫若表现出的怀旧情绪显然属于后者。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经历了人生道路上一番轰轰烈烈而又大起大伏的波澜之后，不得不只身蛰居在异国他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郭沫若应该是多么渴望在沉静下来之际有一个能够与人进行情感交流和思想表达的机会和空间啊!但这是遥不可及的。他只能在自我的心灵之旅上去寻找这样的机会和空间。在这一点上，郭沫若与司马迁的心境应该是最相近的。无怪乎他在《金文丛考》的书页上以太史公《报任安书》那样的口吻题写了“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娩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他还创作过一个历史小说《司马迁发愤》。司马迁遭缧绁之辱，郭沫若遭流亡之灾，他们都用历史的写作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其实这也是一个从历史的写作中肯定自我、反思既往、获取自信心的精神磨砺的过程。
　　不可否认，怀旧情绪是包含了对于现实的某种不安，也带着些无可奈何的心情。但这并不意味怀旧一定是在试图避开现实的烦恼、纷扰，以得到心灵的超然、宁静。我说郭沫若的自传性写作背后有一个怀旧的心理动机，也不是要说明他的这一写作过程只是为了找回失落的人生感觉。事实上他的自传写作完全不是情绪性的宣泄，而是有着理性的清晰和意识到的历史责任感。这与他所从事的历史学的研究著述工作不无关系，他可以把关于人生的怀旧情绪包容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心态之中去。郭沫若的自传体作品，既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书写的过程。他说把这样的写作作为减轻记忆负担的工具，其实表明这是一个为了忘却而记忆的写作过程：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个人的回忆变成历史的记录，把记忆里的生活做成历史的文本。
　　远离了国内社会生活的现实，大概是郭沫若不得不把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内容定位在历史范畴的又一个原因，因为缺少了那种曾经时刻伴随他的激情体验和诗意的冲动。
　　郭沫若是一个自我表现型的浪漫诗人，但是他的抒情自我从来不是封闭在主观遐想的世界里，而是驰骋在对现实人生的激情体验之中。流亡期间的处境和生活虽然并没有消解他对人生的执著追求，但却没有让他能神采飞扬的风云际会。这是一个不自由的、压抑的，却又是平静的、水波不兴的生存环境。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远离国内现实又相对平静的生存环境，在使郭沫若不得不改变创作的题材和内容时，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审视人生所需要的思考的空间。譬如在关于“创造十年”生活的回顾中，郭沫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与当事者以及发生过各种纷扰的社会环境拉开了一个距离之后，反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全景的视野和更为冷静与客观的回忆、反思。
　　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像郭沫若这样在他们各自的作品库里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自传体作品的，大概还没有第二人。这可以说是郭沫若文学创作中一个醒目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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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位作家的自传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郭沫若自传的最大特点则是，他在落笔时就力图从个人的经历去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脉搏跳动，他写出了历史中的这个人。这应该是得益于他从事历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学术用心。
　　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
　　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
　　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既是一个人生存的历史，也是在历史中生存的一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的自传作品在历史学、文化学方面的涵义要丰富于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内容。读郭沫若的自传就如同在翻看清末民初的一个个历史片段或是一片片历史场景。毛泽东在1944年从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就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历程而言，与《女神》时期相比，与《前茅》《恢复》时期相比，他的自传写作所显露的创作心态和创作趋势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郭沫若就喜欢写自己和写历史，这两方面内容几乎构成了他在五四时期全部创作的主题。但那个时候他的写自己和写历史，是耕耘在两个不同的题材领域之间，联系它们的是表现自我的情感需要。流亡时期郭沫若的自传写作，可以说是把写自己和写历史从题材内容到文本写作都结合在了一起。这不同于他在五四时期创作的诗歌或“身边小说”。那些诗歌、小说注重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生活，而他的自传描述的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与此同时，自传作品的文本写作过程本身，也在无形中对于郭沫若的其他文学创作乃至他的文学主张产生了影响。五四时期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整体倾向是诗或诗意形式的表达，包括小说。在流亡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全面倾向散文化，除了旧体诗歌。这大概是因为历史文本的写作在我国历来是属于散文体的范畴。与此相关的是，郭沫若在他的文学主张中加强了写实的意识。
　　郭沫若流亡期间的文学写作，在自传之外，仍然包括了诗歌、小说、散文、文艺理论著述等各个方面。有朋友曾担心他远离国内文坛，“是成为了‘隐者”’。他则表示：“只要情势许可并常有发表的地盘，我敢说一时倒还‘隐’不下去的。”所以尽管数量不是很多，这方面的写作从未停顿，其中小说创作和文艺理论的著述尤其值得关注。它们与郭沫若在五四时期这一方面的创作、著述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又与他在抗战期间的历史剧创作及其理论主张的形成具有联系，显示了一种承前启后的意义。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创作的诗剧和戏剧作品，多有以历史为题材者，也有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但(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