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2002-08)
　　作者简介：蔡震，男，北京市人，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长，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把郭沫若的文化活动划分为几个时期的话，在流亡日本的10年间，他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金文甲骨之学的学者之名而被记入现代学术史的。此前，在五四文坛上叱咤风云的那个新诗人的风采似乎不复再现。郭沫若作为文学家的再度辉煌，是其抗战期间的历史剧创作。于是，长期以来，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描述与研究，基本就围绕着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与抗战期间的历史剧创作这样两个节点。那么这之间，就缺少了一个历史延续的脉络。
　　事实上，在大量的历史学、古文字学著述之外，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文学创作或著述也有相当的数量。当然，有意义的主要还不在于数量，而是这些文学创作或著述的内容、形式、特征等等，对于他的文学生涯具有重要的、不应被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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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的文学创作和著述，自传的写作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他的第一部自传作品《我的幼年》完成于1928年底，接下去便不断有后续之作。也就是说，郭沫若在江户川畔那方斗室中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研究的同时，开始追忆他自己过往的人生之旅——写下他自己的历史。
　　把这样两种不同的写作联系起来，颇有值得玩味之处。郭沫若曾在一篇自传散文的文末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写这篇文章，不过是作为减轻我记忆的负担的一种工具而已。”一方面，他在学术写作中竭力去寻找湮没于甲骨残片中的远古时代的历史信息；另一方面，他却把记录下自己人生历史的文学写作当作一个卸下记忆负担的过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自传的写作是郭沫若全部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创作生涯中一个值得格外关注的部分。这一写作不但开始于他流亡日本期间，主要的作品也都完成在这期间。我们不妨先将郭沫若这期间的自传创作列出一个简单的系年表：
　　1928年：《我的幼年》，1929年4月上海光华书局初版发行。
　　1929年：《反正前后》，1929年8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黑猫》，1931年12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
　　1932年：《创造十年》，1932年9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发行。
　　1933年：《武昌城下》，经缩写以日文发表于日本《改造》杂志1935年5月号；《自然底追怀》，发表于1934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离沪之前》，发表于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上海《现代》月刊第4卷第1至第3期，1936年5月上海今代书店出版单行本；《北伐途次》，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6年7月1日至1937年2月1日第20期至第34期，收1937年6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初版《北伐》。
　　1934年：《浪花十日》，发表于上海《文学》月刊1935年7月第5卷第1期。
　　1935年：《宾阳门外》发表于上海《光明》半月刊1936年8月第1卷第5期，收1937年6月上海北雁出版社初版《北伐》；《初出夔门》(海外十年之一)，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9月16日第1期，收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初版《豕蹄》；《幻灭的北征》(海外十年之二)，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10月16日第3期，收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初版《豕蹄》；《北京城头的月》(海外十年之三)，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11月1日第4期，收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初版《豕蹄》；《世间最难得者》(海外十年之四)，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11月16日第5期，收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初版《豕蹄》；《乐园外的苹果》(海外十年之五)，发表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1935年12月1日第6期，收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初版《豕蹄》。
　　1936年：《双簧》，发表于上海《东方文艺》1936年6月第1卷第3期。
　　1937年(回国前)：《创造十年续编》，发表于1937年4月1日至8月12日上海《大晚报》(未载完)，193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发行。
　　对比一下已经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自传作品部分(共计4卷)的篇目，有半数以上写于这一时期。而如果考虑到像《自然底追怀》《宾阳门下》等这些显然是回忆性的文章，却未被收入全集自传部分的作品，同时除去记录1937年回国之际和回国之后生涯的传记作品，那么，郭沫若所创作的1937年以前生活经历的自传，则有八成以上的文字写于流亡日本的十年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统计数字。
　　1928年到1937年上半年，这是郭沫若处在四十岁前后的一段时期，就人生旅途来讲，应该还没有行走到一个需要去回首往事的阶段。不惑之年的前后，正是一个人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段，郭沫若以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也正在表明这一点。尽管他在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述似乎远不如他在五四新文坛的诗歌创作那样声名大噪，但这无疑是其人生行旅中的一段值得书写的精彩。与此同时，郭沫若却用了不少的时间精力，或者说他沉浸在书斋的“安贫乐道”中却有这样一份心情——不说闲情逸致吧——去追忆往事，发怀旧之幽情，其原因何在呢?
　　生计所迫，是郭沫若撰写这些文字的一个起因，这一点毋庸讳言。这是那个时代文学家的不幸，也是他们的无奈，对于流亡日本，还要维持一家生计的郭沫若来说更其如此。在一些保存下来的郭沫若与一些杂志、出版社编辑谈约稿、撰稿、发稿之事的往来书信中，记录了不少谈稿酬的事，也不乏讨价还价之举。譬如，1932年7月23日，郭沫若致叶灵凤的信中谈到《创造十年》的稿酬写道：“我的条件是”，“后编于三个月后交稿，稿费同是一千五百元，以三个月内缴清”。还谈到，“我现在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同志爱》，……有十万字上下。你们肯出一千五百元现金购买，我可以卖给你们。”在8月29日另一封致叶灵凤的信上责问说：“《黑猫》只得稿费一百

元，究竟作怎么算?”又写道：“《创造十年》后编，看你们购买力说话，你们如于三个月内将一千五百元交足，每月分交五百元，我便在十一月准定交稿，因为是已经成了一半多的。你们如仍照从前不爽快，那就不能说定。”这些直言不讳的讨价还价，倒并非表示郭沫若在金钱上辎铢必较，事实上他在许多时候为支持同人、朋友，都是不计酬劳、不言酬谢地撰写文稿。这恰恰说明，钱对于那时的郭沫若是太要紧的养家糊口之物了。在保留下来的他写给“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信中，记载有数次以孩子将要开学，急需学费、杂费等为由，提出预支版税的要求。在写到这样的要求时，郭沫若的心情一定是非常苦涩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