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所谓“排除程序”是指红色话语构成规则系统对诗人忏悔话语的内容从外部所施加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控制战略，那么“提纯程序”(procedures of rarefaction)则是前者对后者的形式、准确的说是广义上的语言，从内部实施的垂直方向上的控制战略”。众所周知，索绪尔把语言符号两分为能指(声音)和所指(概念或思想)。虽然他曾指出能指和所指最初的结合是“任意”的，但仍然认为二者的关系通常犹如一张纸的正反面，不可随意分离和拆解。显然，这种语言符号观采用了由上至下、由表及里的深度思维模式。它意味着符号内在地具有某种垂直结构，即每一个能指都有隐藏在下面的约定的所指。拉康对索 绪尔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均衡对称状态提出质疑，他使用“S／s”这一公式(即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来表明，虽然能指对所指具有至上权力，但是所指也能抗拒能指对它的限制和规范”。用福柯的话说，即“词与物”，词语秩序与事物秩序之间既可以互相规范，亦可以互相颠覆。与这种理想的状态相反，福柯所谓的“提纯程序”是指规范化权力对主体话语的“词与物”或“能指与所指”之间丰富的原生关系实行的“稀释”、“净化”或“阉割”战略。不难发现，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文本基本上是一种转喻型的文本，这与他早期典型的隐喻型文本(《预言》和《画梦录》)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词与物的关系看，隐喻植根于“相似性”的选择和替换，在垂直方向上为语言开拓了巨大的话语空间。而转喻建基于“邻近性”的横向组合，在水平方向上为话语的有效传递构筑了通道。当年延安的革命知识型采用了“民族形式”作为“陈述方式”，正是它在深层次上规定了诗人选择“纯净透明”的转喻而不是意蕴丰饶的隐喻进行话语实践，从而排斥了“灰色”主体反规范的另类话语，剥夺了词与物之间“自由降落”的权利，构筑了语言的“确定性”或“恰当性”的神话。凡此种种，使得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艺术和早期相比逊色不少，同时也可以表明：话语内在的“提纯程序”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比外在的“排斥程序”更为严苛，因为后者犹可以运用忏悔仪式之类的话语策略来加以拆解或超越，而前者只会使主体深陷权力话语之网，无处遁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想见，当年的何其芳为了谋求被延安文学秩序所接纳经历过艰难的心理困境，付出过沉重的精神代价。经历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艰难蜕变。如果说所谓“旧我”指向启蒙知识分子的“灰色”话语，那么“新我”则是以工农兵为代表的革命话语的人格化身。显然。作为话语主体，诗人的心灵已经成了两种意识形态争斗的战场。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对主体和现实具有“再生产”的功能。从当时延安的红色话语来看，正是它用一种“真理”化的“想象性关系”规定了诗人作为话语主体所置身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并使其接受和认同。这种认同实际上是某种“误认”，然而这种误认对于抚慰诗人心灵上的创伤和人格分裂的痛楚来说又是必需的。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于一个话语主体而言仅仅停留在表层的意识层面上，而不是积淀至无意识深层，那么它就还未能完成对话语主体的重塑和“再生产”。对于何其芳来说，真正的误认便是他对红色意识形态及其文艺规范的完全接受，使其真正实现“意识形态的本质”，即“无意识”(杰姆逊语)。诗人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并最终“消失在它们里面”。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何其芳写于1942年的诗句：“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鸟雀未飞时收敛着翅膀／你呵，你为什么这样沉郁?／有些什么难于管束的东西／在你的胸中激荡?”诗人接下来这样回答了自己的发问：“我在给我自己筑着堤岸，／让我以后的日子平静地流着／一直到它流完，／再也不要有什么泛滥。”(《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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