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种双重性的话语策略
何其芳延安时期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占据了诗集《夜歌》中的绝大部分篇章。它为我们今天分析那个红色年代的知识分子作家采取何种话语策略，超越意识形态权力运作提供了一批绝好的文本“样板”。诗人来延安后不久，便体察到了那种泛政治文化规范的限制和压抑。他意识到只有“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才符合自己一贯的创作个性，而“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于自己只能是勉为其难。诗人于是“动摇了”、“打折扣了”、“退让了”、“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的倾
折地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在奔赴延安途中邂逅的一位女子的爱慕、相思与怅惘。然而诗人并不承认这是一首“情诗”，又说，“我想即使是，／恐怕也很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无论是在它的兴盛期或者没落期”。这种诚惶诚恐的表白显然是为了赢得红色话语规范的同情并逃避其惩罚。还有一首诗叫《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它同样运用了消解式话语策略，虽说是为了祭奠“最早的爱情”和忆念“最早的爱人”，但又不得不罩上“纯洁”透明的面纱，小心翼翼地向权威政治话语争取着“谈说”“灰色”爱情的机会。
以上不过是对何其芳延安诗歌中的忏悔仪式与爱情话语进行了权力分析，其实类似的“灰色”话语还有不少，譬如对阶级血统的反思、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沉吟等。历史有时候真是既残酷又狡黠，在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中真正为他在当时和以后赢得大量“爱好者和同感者”的主要并不是主流话语系统，而是知识分子的那些“不健康和有害的”，总之是“灰色”的思想情感。
三、被权力制造的主体
作为一种话语仪式，忏悔是权力的产物。忏悔实际上是作为应对权力“技术”的某种策略而出现的。因此，从对忏悔话语的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话语主体对外在异己的权力话语的屈从和反抗，而且还能够窥测出权力重新塑造和建构话语主体的运作机制来。随着外在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任何主体都可能面临着“再主体化”的命运。在当代西方大多数思想家的眼中，主体不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生成过程。也就是说，主体实际上是不同话语权力实践和争斗的场所。
在何其芳延安时期作为忏悔仪式的诗歌话语中，我们在上文便已发现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话语之间争斗的痕迹。阿尔都塞曾宣称文学就是意识形态的实践，他的学生马歇雷进一步指出，“文学通过使用意识形态而向意识形态挑战”。前一个意识形态是指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而后一个则是指一定时代的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对于话语主体来说，前者是真实的，然而处于潜在状态，后者是“虚伪”的，虽是“异化了的思想”，却往往公开在场。在何其芳的忏悔话语中显然存在着马歇雷所说的文本一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即红色和“灰色”意识形态的“貌合神离”，后者对前者在理智上虽表示皈依，在情感上却依然故我。然而，问题在于，在诗人的忏悔话语仪式中，作为权威话语，红色意识形态用来驯化和改造业已存在的“灰色”主体的运作机制究竟有什么特征?与此同时，“灰色”主体的忏悔策略对自身的重构又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现代中国文学在1930、40年代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话语转型，即从以知识分子为本位的“灰色”启蒙话语向以工农兵为本位的红色革命话语转换。何其芳便处在这种话语变革的转捩点上，形成了所谓“何其芳现象”，这使得他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在文学史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话语转型本质上是话语内部深层构成规则的变迁。后者被福柯命名为“知识型”，意指“一套在任何既定时刻决定能够思想什么和不能够思想什么、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的先验规则”。这种知识的自主性和支配性使得话语主体沦落为被动的陈述主体。在此意义上，福柯宣称知识即权力，两者实际上二位一体。不难看出，在何其芳延安时期诗文本中两种不同色调的话语系统内部，其实都隐秘地运作着各自的深层话语构成规则即“知识型”。只不过受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红色的革命知识型由于有“制度化权力”的支持，成了一种强势的“规范化权力”，而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粗具形态的启蒙知识型则由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中的“漂泊”身份，一直处于某种孤立无援的状态，直至红色话语勃兴，它也就无奈地退居边缘，孤独地发出自己微弱的声响。何其芳的忏悔话语就诞生在这两种知识型转换衔接的交叉地带，作为某种历史“中间物”，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兴的红色文化规范是如何逐步改造和重塑诗人那业已成型的“灰色”的启蒙主体的。
首先，革命知识型通过“排除程序”(proce－dures of exclusion)来对诗人的话语进行控制，具体地说，即借助“禁止”、“区分”、“拒绝”等战略而发挥功能。所谓“禁止”是指对处于对立面的话语实行强制否定，而“区分”和“拒绝”则是对处于中间状态的话语的歧视和贬低。这两者实际上又统摄于某种对“真理意志”的鼓吹和张扬之中。在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中，由于诗人运用了双重性的忏悔策略来应对政治权威话语的调控，故而无论是与红色话语处于对立状态还是中间状态，诗人启蒙主体的许多“灰色”话语仍然在“规范化权力”所许可的最大限度内得到了表达。“禁止”和“区分”的权力战略在这里已经合流，难分彼此。譬如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在当时并未构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后者只不过被“区分”对待，处于遭受冷落和歧视的中间状态。然而，正是这种尴尬的地位和身份使得诗人作为话语主体，不得不站在否定的立场上将知识分子处理为工农兵的对立面，从而运用忏悔仪式这种话语策略来拓展自己的话语空间，将知识分子的那些遭到红色话语规范“禁止”和“区分”的“灰色”话语以某种否定的形态加以言说。再譬如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对于身处“写光明”的阵营——“鲁艺”之中的何其芳来说，择前者而从之理所当然。然而对这种对立话语的处理，诗人却采取了双重策略，即在忏悔仪式中站在“光明”的立场上来“暴露”和否定自己内心中“黑暗”，“虽说这种否定是无力的，这种要求是空洞的”。诗人正是以忏悔的话语策略来较为有效地抵御和超越了主流话语规范的“禁止”战略。此外，诸如阶级论和人性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乐观精神和感伤情调等对立话语中的后者，诗人都让其在否定的形态中作为“他者”得到了间接的表达。当然，上述外在的文化规范战略与主体内在的心理防御策略之间的对抗最终还是规约为对红色“真理意志”的追求，一个红色的“真理王国”开始在话语主体的内部将一切“虚假”的、“非理性”的、“反常态”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潜意识当作“另类”话语驱逐或排挤到了边缘，以致最终消失或者说压抑进了无意识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