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以爱情话语为例稍事分析。在红色话语规范的视野中，爱情无疑是“灰色”的，属于“小布尔乔亚情调”之类。而对于多情的诗人来说，“在这十年(指1932-1942——引者注)中缠绕得我灵魂最苦的／是爱情”，“谈论得最响亮的是恋爱”。(《给T.L同志》)但诗人深知作为“灰色”话语的爱情无法直接和正面地走进诗文本之中，因为权威政治话语已经统摄了诗人的灵魂。就在刚引用的同一首诗中，诗人采用了自我否定的方式直接喊出了“打倒爱情”的口号，就“像可怜的洋车夫喊‘打倒电车”’一样，以此表达对红色话语规范的认同，同时也达到了“热烈地谈论”爱情话语的潜在目的。与这种“否定”的言说策略不同，诗人在《夜歌》(五)中运用了“消解”策略，即以红色的“同志爱”置换“灰色”的爱情，以此达到话语稀释和净化的目的。设若稍加体味，便可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曲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407)
　　作者简介：李遇春，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430079
　　
　　一、认同后的冲突
　　
　　抗战后的延安，作为红色的革命圣地，在无数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中，实际上被想象成了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正是这股神圣的激情和诗意的冲动催迫着他们毅然西行，奔赴那片红星闪耀的地方。那情形，宛如虔诚的教徒朝圣，“虽九死其犹未悔”；又如孤胆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便是那一大批以自己的身心去拥抱革命却又无奈地为政治所裹挟的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
　　何其芳正是这样一个染有浓重悲剧色彩的群体中的一员。1938年8月，当诗人行进在通往心中“圣城”的川陕公路上时，他竟然“狂妄”地想起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此时的何其芳还是一个满怀“摇醒成都”般激情的诗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一个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这实际上是知识精英积极干预社会现实、谋求改良人生境遇的启蒙主义姿态。它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旋律。对于何其芳而言，从北平时期“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跃进到成都时期“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勇于对社会人生“叽叽喳喳发议论”(《云》)，这种转变的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它标志着诗人开始洗尽铅华、告别感伤，逐步超越早期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藩篱，摆脱“刻意”“画梦”创作定式的拘囿，从而预示着诗人又一个“艺术的春天”的来临。然而，历史就像那浩瀚无垠的大海，其间翻滚腾跃着无数神秘的时代的浪潮。古往今来，除极少数时代的弄潮儿能够驾驭那神奇的伟力并藉此升腾至生命的峰巅外，无数生命的孤舟只能无奈地被时代的巨涛所挟裹，身不由己地漂流，至多只能做象征性的反抗，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历史所吞噬的宿命。何其芳自然也未能例外。当诗人向理想的“圣地”进发时，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误把“延安”当“成都”，他仍然天真地以醒世型的启蒙者自居，像飞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珍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作为一个预言型的诗人，何其芳并没能参透老黑格尔所谓“历史的诡计”。这一次顺应时代潮流的漫长“旅行”并不像诗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狡黠的历史就像一柄双刃剑，当诗人响应它的召唤去接受革命的洗礼时，同时他也就不经意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就主体与权威政治话语的关系而言，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大体上历经了三个阶段：认同、冲突、沉默或失语。最初的延安让诗人“充满了印象”和“感动”，尤其那“自由、宽大、快活的空气”更是让诗人心折，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写下了著名的时文《我歌唱延安》。诗人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诗作是《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叙述了一个农民如何阶级意识觉醒，参加八路军英勇抗日，最终凛然面对日寇的火刑慷慨就义，成为了一个“新的殉道者”和“新的圣徒”的革命传奇经历。这首叙事诗其实是对当时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化演绎。它表明诗人的心灵开始为权威意识形态所笼罩，同时也意味着一个自由的主体开始被主流权力话语所重新塑造和建构。但诗人对政治话语的直接认同很快便遭遇了危机，他过去业已形成的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仍然想顽强地表达自己。巨大的心理冲突遂由此滋生并蔓延开来，1945年初版的诗集《夜歌》中的大部分诗章便是诗人这一阶段心灵挣扎、灵魂搏斗的真实写照。作为主体应对政治权威话语的典型心态的传达，何其芳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是本文后面所要深入讨论的话题。
　　1942年春天以后，何其芳基本上中断了诗歌写作。诗人陷入了痛苦的沉默，那是一种旁人无法深味的孤寂。“诗人”与“热心的事务工作者”(《叫喊》)之间的冲突，只不过是一个“合理化”的借口，我们必须寻找诗人患上“失语症”的真正原由。那年的春天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紧接着毛泽东又在5月专门为文化人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旨在为文艺创作“立法”。随后在翌年夏，整风运动又被康生变本加厉地导向了一场恶劣的“抢救运动”，弄得不少从“亭子间”来的文化人“惶惶不可终日”。可以想见，这场铺天盖地的思想整改运动在何其芳的心灵中投下了深重的暗影。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他还能运用“合法化”的话语策略来“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③的话，那么在《讲话》业已确立了一套革命文艺规范，制定了一个从内容(“写什么”)到形式(“怎么写”)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生产范型的历史语境下，诗人除了热情地充当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外，便只能三缄其口了。何其芳早年的唯美主义倾向残留，使得他从心灵深处鄙视前者，沉默或失语于是成了他不可移易的宿命。于是我们看到，从1943年至1953年，何其芳只留下了《新中国的梦想》(1946)、《我们最伟大的节日》(1949)等寥寥几首“颂诗”，直到1954年发表的《回答》才含蓄地泄露了诗人多年“失语”的隐秘心曲。诗人起始自比为一叶孤舟，被“猛烈”而“奇异的风”所“鼓动”，既“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终篇又自喻为一只倦鸟，虽“努力飞腾上天空”，却“只能在地上行走”。从中我们不难体味诗人灵魂里深深的苦闷与寂寞。由于建国后主流政治话语的无边渗透，今天我们已无法深味诗人那长埋心底的浓郁诗情：“像密封在地下的陈年的酒，什么时候你强烈的香气，像冲向决口的水一样奔流?”(《我们的革命用什么来歌颂?》1965年)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