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后凡四辱书,一一领厚意。具审起居佳胜,为慰。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
　　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
　　呵。所要谢章寄去。闻车马早晚北来,恐此书到日,已在道矣。(第88册,55页)黄庭坚也曾批评郭英发填的词辞胜乎情而不能打动人心,并且还作了几篇范文邮寄给对方:
　　所作乐府,词藻殊胜,但此物须兼缘情倚靡,体物浏亮,乃能感动人耳。辄拟作三篇,不知
　　可用否?(第105册,70YO他还曾在信中指导外甥洪刍如何提高自己的诗文创作能力:
　　驹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
　　加意读书,古人不难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
　　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
　　自发源注海耳……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第104册,300页)从他们的回信中我们发现,宋人在私人通信中探讨文学作品时一般不文过饰非,而是比较客观地指出作品的优点和不足。这样的信息反馈给作者,自然会使他们有所改进,从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来。而在其他公开出版物或公开场合中,碍于交情,难免会互相标榜,这种临文不讳的作风就要打些折扣了。
　　其次,文人不会将漫不经心的拙劣之作邮寄给别人,寄出去的作品一般都是经过精心构思并进行认真修改后的佳作。欧阳修“尺牍单简,亦必立稿”(第10册,266页)。黄庭坚在《答人简》七中也说:“比

因检书,见东坡一篇听琵琶缠头曲,甚妙,不审曾见之否?或须,当以大字写一本付大张也。亦思作听道人欢一曲,偶有数字未可意,后信并寄矣。”(第106册,69页)欧阳修写信要打草稿,黄庭坚觉得自己作品中还有几个字不惬人意而不愿草率寄出去,可见邮寄会使作者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不修改完善是不会轻易示人的。文章不厌百回改,一些佳作名篇的诞生看来也有邮寄一份功劳。
　　邮寄还会刺激人们的创作热情。在书信流通中,对方收到寄作后,往往马上回寄作品,酬唱赠答,这就使得同调、同题、同韵之类的和作大量产生,丰富了宋代文学的宝库。如苏轼收到章质夫《柳花词》后,就次韵了一首回寄给章质夫:
　　《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
　　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七夕词》亦录呈。(第88册,150页)黄庭坚的伯父给他寄来诗歌,“意欲庭坚和之”,黄庭坚与几位朋友一起为这首诗写了和作并寄还给伯父(第11583页)。刘辰翁在收到长辈李云岩《百字令》赤壁词后,不敢怠慢,匆匆和韵一首寄去,并在信中希望对方能够给予指导(第4089页)。酬唱赠答的过程,既扩大了原作的影响力,也催生了新的作品。有时回寄的致谢文字并非和作,如秦观将《黄楼赋》寄给苏轼,苏轼写了《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作诗为谢》,在诗中他赞誉秦观的赋“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第9264页),同样促进了新作品的诞生。
　　文学作品通过书信传播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它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在书信传播中,传播主体是个体文人,传播对象是他的作品,接受者则是另一个体文人,其他人一般不能介人传播过程。这使受众的数量极其有限,除非接受者能进行二次传播,如歌妓收到词后在宴会上演唱,文人收到诗后不是私密,而是展示给他人看或是在公众场合吟诵,但这已不是书信传播的功效了。
　　其次,我们说宋代邮传制度很发达,只是相对前朝而言,宋代的通讯条件毕竟还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文人书信、诗词文稿属于常行文书,并非急务,所以一般不允许专门传递紧急文书的马递、急脚递传递私人信件,而步递的速度就比较慢了,黄庭坚《答王观复》一文给我们提供了较为直观的描述:
　　见和东坡《七夕》长短句,及“可惜骑鲸人去”之语,既嘉足下好贤,又深叹古来文章之士,未
　　尝不尔也。草草和成二章,言无可采,当面一笑耳……但有乐府长短句数篇,谩往……今问得
　　自富顺入资,遂。由果至阆十五驿,徒行不重载,十日可到。二人供给米三斗,钱一千,计不至
　　馁于道矣。(第105册,251页)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十五驿的路程步行需要十天,步行比较快的人一天只能走一点五个驿,路途更为遥远的地方花的时间更长、花费也更多,可见在宋代一封信要传达给对方还是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苏轼被贬黄州时,收到朋友文与可的作品后多次写信道谢:
　　《凤昧。》等诗,屡有书道谢矣。岂皆不达耶?暌远可叹,皆此类也。向有书,乞《超然台》诗,
　　仍乞草书,得为摹石台上,切望切望!(第89册,56页)文与可之所以一次都没有收到苏轼写的感谢信,主要是因为路途遥远而传递速度太慢所致,这影响了作品传播的时效性。
　　宋代的馆驿并没有遍及全国,太偏远的地方就没有设置邮传,孔武仲在《上曾内翰》中就说:“南方最远于京师,下邑不通于邮置。”(第100册,191页)此所谓“南方”,至少指广东、海南诸省。苏轼被贬惠州时,他的朋友佛印就因为无人邮递书信而忧虑不已:
　　东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为忧。有道人卓契顺者慨然叹曰:“惠州不在天
　　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予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
　　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第7册,第69页)道士卓契顺替和尚佛印给苏轼传书,亦千古佳话矣。从“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的话可以体会到卓契顺当时慷慨的心情,也可以见出其时通讯的艰难。
　　
　　 [参考文献]
　　[1]《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北京大学占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责任编辑：南欧)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