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组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建设，弱化“四股势力”的社会影响。在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力明显不足，这也促使许多村民从“四股势力”那里得到资源上的帮助与庇护。但是，“四股势力”终究不能够承担农村现代化的组织重任。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只有大力发挥社会服务功能与保障功能，才能最终使“四股势力”淡出农村的社会政治生活。
　　 必须指出的是，应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危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不仅要有 “堵”的策略，还应该更加注重“疏” 的策略。即，政府应大力扶持各种民间组织发展，突破原有的组织设计框架，建立具有新的不同功能和形式的农民社团组织，尤其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会等农民利益代表组织，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与此同时，建立和完善乡镇政府与农村民间组织的民主合作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合理引导这些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为农村治理提供组织性资源（于建嵘，2008），真正做到能够“以变应变”。
　　 三、结语：加强农村基层政治权威与民间组织化权威的互动
　　 我们必须看到，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伴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以及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调整，农村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也趋向弱化和松散。农村基层政治权威的不断退却和农村民间组织化权威不断前进，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盛世危图。
在农村社会治理权威体系建设中，政治权威与民间权威是主导与辅助的关系。政治权威主导着农村社会的利益整合、政治信任的重建和政治秩序的维护，是协调农村复杂矛盾关系的前提和保障。民间权威与农村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相联系，更为直接地反映着政治权威的走向，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必要补充。
　　 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农村基层政权与民间组织还要积极开展多种制度性合作，重建和加强政治权威，保持政治权威正功能和向心力，同时引导和限制民间权威负功能与离心力。通过政治权威的引导和帮助，同时有效结合民间权威资源，不断促进民间权威由民间自发的无组织形式向民间自发的有组织的方向变迁，形成具有较高法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成熟的公民社会，[11]是巩固农村政治权威的有效措施。
　　 总之，政治权威与民间权威之间的角逐，给农村基层治理以深刻影响。现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改造农村政治结构与权威形态，以适应民间组织化权威崛起后乡村治理现实，使农村政治权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如此，农村基层社会方能步入新一轮良性治理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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