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保守、排斥改革等，如果任由学者及教师全权负责大学的管理，可能会使大学陷入孤立的自治而拒绝任何外界的信息。大学良性的发展，既要有校外人士带来的外界信息输入，又要有校内专家的信息甄别与大学精神的坚守：既要听取学者专家的意见，又要考虑社会及学生的需求。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大学不能任由身居其中的教授学者们任意为之，也不能任由校外人士决定其日常事务及学校未来走向。大学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它既要讲求效率。又要实现自己的理念。一个强有力的、由学者专家、企业家、政治家等多方人员组成的领导团队，既是大学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大学自治的保障。
　　
　　二、学术自由的取向及其现实困境
　　
　　1．大学自治需要学术自由
　　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或者说大学自治的理由，是通过创造性的知识生产和传授，引领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学术自由是创造性学术成果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前一秒的所谓妄想就没有下一秒新科技的诞生。学者和学生们的思想和意见应该而且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密尔曾说：“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当哥白尼向公众告知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社会大众是难以接受的，他也因此受到教会的迫害。牛顿在思考苹果为什么会落向地面而不是天空之时，也曾遭世人的嗤之以鼻。这些事例说明，学术创见并非那么容易被公众所接受，学术创新需要学术自由的环境与氛围。
　　没有学术自由就谈不上大学自治。而学术自由是不能折衷的，“学术自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拿学术自由做交易，那么，明天就有可能拿自治本身做交易。”学者要能够有所创造，就必须坚持真理，不畏惧外界压力．对一切事物做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学术界是属于学者的世界。学术界以外的人对学者的研究指手画脚或者让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是对他们极大地侵犯和侮辱。大学是致力于寻求知识的地方，正如哈佛人长期以来所信奉的价值观：尊崇学术研究，包容不同见解，信仰言论自由。
　　1808年，施莱尔马赫提出国家除了在大学的财政、警察事务及设施的保持和维护等方面发挥作用以外，大学要完全独立于国家，大学内部要维持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威廉·洪堡也认为，学术应该独立于国家，国家对大学的干预越少越好。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德国的柏林大学才取得了曾经的执世界牛耳的辉煌。
　　
　　2．学术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适应社会发展
　　大学需要绝对的学术自由．然而这种绝对的学术自由并非不顾一切地任随自己的思想而行动，它同样需要符合社会实际。需要对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需要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学者才能自由充分地发表自己的学术创见。
　　学术自由应是学术圈内学术成员间基于平等、理性的学术对话和学术批判的自由，超出学术圈之外，就必须考虑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学术领域和政治、社会、生活等领域是有区别的。在政治、社会或其它领域，能够讨论的论题的范围是有限的，要符合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考虑实际国情，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考虑社会道德舆论等的约束。实际上，学术自由理念发源地的德国大学，其所谓的学术自由也是国家保障下的学术自由，是维护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学术自由。在学术领域，一切言论都应是可接受的。学术讨论应该是无禁区的，学术所讨论的理论和观点多数是不成型的和未定论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保证了学术探究的活力和创造性。因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雷登把“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就表明了自己的治校立场：大学需要有绝对的学术自由，才能有所建树，这种自由应以学术自治为基础，且与学术自治相辅相成，以服务社会为终极目标。
　　理想中的大学，应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只有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到双赢，才能更好地实现大学存在的意义。因而，大学应既要探究高深学问，又不能完全自闭于象牙塔；既要联系社会实际，又不能陷入功利主义。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从来都不存在。大学教师和学生们在钻研知识、传授和生产知识的同时，也应注意，知识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把知识转化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才会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学术自由是知识生产和转化的积极推动力，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学术自由本身，就是大学实现其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终极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
　　
　　3．学术自由面临的现实困境
　　培养人才、追求真理、对社会负责，是大学的职责所在，也是大学需要学术自由的原因。然而。当前学术自由的实现面临着许多困境。
　　首先，社会转型期的嘈杂环境对学术自由产生着各种不利的影响。转型社会存在的各种“噪声”和极端事件，社会公众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价值观的盛行，部分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专制主义行为的屡屡出现。导致学术研究既面临着考验学者定力的各种诱惑，又面临着“政治正确性”的限制。易中天所认为的“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对于多数学者而言，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学术自由要求，学者自身要有大胆提出自己想法和观点的精神和勇气；政府及管理机构要有接受各种不同观点的包容精神：社会各界要有一切为了办好教育、促进社会和个人发展的真诚愿望而不仅仅是名利的欲望。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精准把握学术自由的力度，既是对学者的洞察力和智慧的考验，也是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单位、社会团体的管理智慧和技巧的考验。
　　其次，学者队伍的学术水平对学术自由存在着不利的影响。艺高人胆大，越是学术水平高的学者，越是会不拘泥于现实的约束而不时有创新思想的火花进发，从而越能够带来学术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水平较低的学者通常谨小慎微，不敢进行新的尝试，学术自由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学者学术水平的提高非常重要。不容否认，当前某些学科领域存在学术水平整体低下的情况，在这些领域，学术自由被用作抵制社会问责、压制学术新人成长的利器，学术自由成为少数学霸、学阀的绝对自由而非学者们整体的自由。我们在高校管理的调研中听到过这样的反映，当前人才引进中存在一个规律：一流的人才愿意和一流人才共事。一流学者不是害怕竞争而是欢迎竞争，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二流的人才只愿意和三流的人才共事，二流学者普遍存在武大郎开店的心态，他们不欢迎竞争，考虑的是如何不被别人超越。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经验，也证明了引进一流人才的重要性。要发挥当前国家人才引进政策环境的有利条件，遴选、招募到一批真正一流的人才，使他们发挥鲶鱼效应，真正促进学术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