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说以上所述的偶像符号的建构和偶像奢侈生活的营造直接诱导受众对影视幻境中消费奇观的追逐的话，那么在偶像剧中通过影视符号传递的都市文化则以隐喻的方式完成了受众对于精英消费社会符号幻境的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说以上所述的偶像符号的建构和偶像奢侈生活的营造直接诱导受众对影视幻境中消费奇观的追逐的话，那么在偶像剧中通过影视符号传递的都市文化则以隐喻的方式完成了受众对于精英消费社会符号幻境的价值认同。这里所谓的都市文化，脱胎于现代社会的城市文化，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演变之下以思想和技术的发展变迁为支撑形成的“超城市”都市形态。由于这种都市文化与当代偶像剧中频繁出现的隶属于现代化大都市的相关画面符号，如高楼大厦、娱乐会场、奇装异服等相契合，因此通过偶像剧传播的都市文化就可能形成一个都市的特定文化表征，亦即所谓的“都市名片”，进而对塑造都市形象、带动都市化相关产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奋斗》中的取景地北京，剧中多次出现的西单、798工业区等等一系列都市符号共同描绘了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形貌，为都市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借鉴。美国的文化研究学者戴安娜?克兰认为：“都市文化是阶级文化……它们反映了消费这些文化的社会群体的价值、态度和资源。”〔4〕偶像剧在获取受众对都市文化价值认同的同时，也以这些都市文化的符号为介质隐喻了消费都市文化的社会群体亦即精英群体的价值、态度和专属资源，从而为受众的都市消费创造了绝佳的条件。此外，“对都市文化的精英形式越来越影响的商业公司和都市开发者，并不是无功利性的……他们直接或间接试图从他们与这些文化形式的联系中牟利”〔4〕。 在传播特性的把握上，偶像剧以电视为载体完成了符码表征的消费建构。迄今为止，广告、电视和媒体通过对社会的彻底渗透而建构的一种新的消费类型标志着一个新旧社会的彻底断裂，这个建立在消费拟像之上的消费社会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转向的结果。偶像剧依靠独特的艺术表征所建构的幻象之城，在当今消费社会形态下生成的传播价值延展了偶像剧都市时尚元素传递的时空——受众不仅仅满足于节目的观赏，而且通过与人的话题交流、现实消费的参照，推动着影像幻境与现实幻境的融合，完成了偶像剧的传播。受众试图通过现实中的物质消费无限接近偶像剧营造的幻境之城，亦即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拟像”世界的形成。《蓝色生死恋》、《浪漫满屋》等脍炙人口的韩国偶像剧通过梦幻化的神话叙事、躯体镜语与类躯体镜语的反复呈现，建构了一个颇具崇拜价值的幻象之城。受众在接受剧作的都市时尚化偶像传播的同时，将这种审美价值认同传递给了消费社会的生产系统，无论是服装、化妆品、家私甚至建筑风格都趋于影像化，而受众更是试图通过物质消费参与超真实社会的拟造。
三、互文性与受众身份的重塑
电视的多义性和互文性是生产型受众诞生的基础，而生产型受众的诞生也为电视意义的多维解读创造了条件。费斯克认为，“电视多义性”不仅是指“文本建构时必然的庞杂性”，也指“不同社会地位的观众必然引发出的不同解释”〔5〕。从“电视多义性”出发，文本在垂直和水平两个向度上构成了电视文本的互文性，受众在以后现代为主的转型风潮、媒介素养等因素的制约下呈现出审美意识的泛化，这两个向度的相互作用建构了偶像剧开放多元的诠释空间。
文本的互文性是指文本在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上相关因素之间的互相呼应，这些因素互相阐发，互相补充，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或共鸣或间离等多样化的审美渠道。文本的水平面互文性是通过类型、角色和内容等因素协作实现的，相同题材的不同文本之间、不同文本的相似角色之间表意符码的先在性、模式化影响就是如此。例如日本最具人气的漫画《花样男子》最早就由台湾改编为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随后日本韩国先后改编为《花样少男少女》，地域差异下的三部偶像剧因内容的细微差别建构了偶像剧文本的水平互文性——剧中的四大男主角F4和女主角尽管名字各异，但由于情节相同而形成了趋同现象，为受众的影视读解提供了模式参考。
文本的垂直层面的互文性指的是原始文本与其他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费斯克区分了初级、次级、第三级三种电视文本。初级文本是电视机构制作完成的原初文本；次级文本是为初级文本做宣传或解读的副文本，可分为宣传策划类（广告)和媒介类（评论杂志、报纸、广播等）两种；三级文本指的是观众观看以后发生的反应或彼此的交流，如口头交谈、观众来信、网络评论等〔6〕。垂直层面的互文性在偶像剧中对于受众的解读起着关键作用，无论是次级文本还是三级文本，都深刻影响着受众对于原初文本的解读。如《一起来看流星雨》一剧，次级文本就以“芒果卫视自制剧”、“新版《流星花园》”等种种噱头为该剧的上映积累了充分的收视期待；而在《一起来看流星雨》上映之后，随着三级文本的盛行，受众对于该剧的解读就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团体，他们或褒或贬或中立，完成了多维视域下的解读过程。
受众审美意识的泛化拓展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受众审美意识的转型，有助于受众的审美诉求在广度和深度上交错式地拓展。从利奥塔对后现代“就是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的定义出发，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对权威和传统的颠覆，即反对单一，主张多元；解构中心，解放形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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