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否认，正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特征。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经济人的这次知识论转向无异于策动了一场知识骚乱，他慨叹道：我不知道经历了这场知识骚乱之后，那个古老的
不容否认，正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特征。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经济人的这次“知识论转向”无异于策动了一场“知识骚乱”，他慨叹道：“我不知道经历了这场知识骚乱之后，那个古老的传统还有多少被保留下来，尤其是还有多少能够被传给曼德维尔” ② ③ ［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605、598-599页。。显然，哈耶克从原生态经济人的知识论蜕变史中，洞察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危险，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们不对苏格兰启蒙理性与法国大革命孕育的启蒙理性做出明确的界分，并对后者保持足够的警惕，那么这样的“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如果“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②。
哈耶克的论点准确地击中了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要害。经济人理念发展至新古典阶段，新古典经济人与原生态经济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点了；不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人恰恰是作为原生态经济人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理性传统上，新古典经济人坚持完美理性和完备知识的假设，这使它越来越具有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伦理传统上，它日益表现为一种“建构论的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传统的核心之点就是，它“相信理性能够直接操纵复杂社会的全部细节”③。
在这里，哈耶克针对启蒙运动以降伴随自然科学不断进步而生发出来的种种“伪科学主义灾变”，向人类发出了警告。在他看来，如果不对“伪科学主义”切实加以防范，那么科学领域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对人类自由的一种威胁。原因在于，伪科学主义会劫持科学知识不断攫取权威力量，助长人类理性控制的欲望，从而造成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严密计划的企图，不管他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和现实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在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革命以来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理性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未能对社会组织的限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下，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差不多已经摧毁了自由市场的神圣形象，深度干预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共识。在此历史当口，我们有责任提醒人们，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学说，而恰恰是被奉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坚守的具有浓厚建构主义色彩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在新时代面临的危险处境：“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阻止政治化的手伸得过长，或许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利维坦式的国家是本世纪的最大特征。如果这头‘怪兽’的成长不受到限制，其生产潜力不被用于确保秩序框架不受损害……那么我们就将打碎我们所有的梦想。”［美］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7页。
三、向原生态经济人的复归：经济学知识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爆发一个多世纪之后，哈耶克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知识问题对整个经济学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他说：“整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利用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的分散知识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整体看法，并且它已经得到证明是极其富有成效的。”［美］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0页。透过这个“分散知识问题”，哈耶克实际上是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向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复归的历史任务。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要想真切地回答时代向它提出来的问题和挑战，它就必须迷途知返，拨新古典经济人之乱，返原生态经济人之正，从而开启从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复归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复归，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定式。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是一个以寻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研究框架，其本质就是科学哲学中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的翻版Hempel,CG and Oppenheim, 1948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Science,April, pp135－175。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这一模型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不存在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它无法对不确定性事态给出合理的说明；或者说，它以放逐不确定性的方式逃避了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
在当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自觉地利用后现代哲学的某些观点来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并指出：在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受有限知识规约的经济世界中，经济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应该是“非基础主义的”和“非笛卡儿主义的”。所谓基础主义的，就是指“存在着所有研究必须建立在其上的某些首要的原则、实质或其他永久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基础主义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套必须遵从的绝对标准。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这种基础主义的研究框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特征，而不确定、复杂和演化“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和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知识发生了变化，在知识上的每一变化开启了在活动上变化的条件，因此进一步导致了在知识上的无限变化” ③ ［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知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这种相互创生的关系，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提出了新要求。所谓非笛卡儿主义的，就是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哈耶克所谓的笛卡儿式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要求回归原生态经济人固有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与此同时，它否认存在着所有研究都必须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科学研究既是非决定论的，又是非目的论的。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不是对确定的追求，也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的镜像’发挥作用……科学研究是一种涉及改变研究对象存在特点的事业”③。 第二，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推动现代经济理论实现新的变革。正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盲信和对确定性的寻求，现代经济学才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的迷障，而它逐步察觉和缓慢走出这一迷障的历程，正是受人们知识观变革驱使的结果。如果深入考察现代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理论变革史与人类知识观的革命史，二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每一次大的经济理论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主义革命、信息经济学革命和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等，无不如此。(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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