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曾经对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演变作过深入的考察。他认为，《国富论》中的理性是一种常识理性，在斯密那里，理性只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其原因，并不假定任何东西的极大化，也不表示有一个单一且持续的选
赫伯特?西蒙曾经对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演变作过深入的考察。他认为，《国富论》中的理性是一种“常识理性”，在斯密那里，理性只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其原因，并不假定任何东西的极大化，也不表示有一个单一且持续的选择标准，也没有一个效用作为所有决定的准则。相反，斯密往往根据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性的常识，来说明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国富论》“只是把一种适度的理性视为当然”，这与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完备理性和建构理性有着根本的差别［美］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孙涤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极为简略的思想史回顾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基本结论：与法国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相比，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赋予经济人一个最本质的特征，这就是：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参见［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由此看来，原生态经济人并没有对人类知识持有一种非常自负的观点，相反，它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反对完备知识的僭妄。正是坚持了这样一种知识论和理性观，斯密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在考察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过程时，总是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为前提的。不仅如此，在斯密看来，正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备理性、有限知识而不是完备知识，才是解释市场自发秩序的关键所在。
对此，哈耶克给出的评价是：“识别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总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⑧斯密用自己的语言从反面诠释了这个“伟大发现”：“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9页。，而“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二、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
经济学史上教训最深刻的一段历史，也许就是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知识传统的蜕变史。这一蜕变史的主导者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但事实上，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自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其中，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西尼尔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廉?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曾指出：“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他所倡导的抽象演绎方法“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美］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晏智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客观上，这种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的经济学抽象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原生态经济人从有限知识传统向完备知识观的蜕变。作为李嘉图的门徒，穆勒加速了这个蜕变过程。他曾说：“为使它成为一门完美的抽象科学，政治经济学假设了条件之间的各种联系，以便找出其结果。这些联系必须反映一切场合所共有的一切条件，同时必须反映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从这些假设中，经过正确推导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数学真理一样的真确性，并且，作为抽象真理，它是具体真理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近似。”［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载丹尼尔?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之后，西尼尔又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就是几个简单的命题，其中居第一位的命题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该命题实际上是对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假设的另一种表述。他自信地称：这个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它推理就无法进行，其他一切经济学命题只是对这个经济人最大化假设所做的注解［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49页。。毫无疑问，西尼尔的这些观点对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新古典时期，边际主义革命原本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个是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代表的完备知识传统；一个是门格尔代表的有限知识传统。即便是在新古典革命之集大成者马歇尔那里，这两种传统也还存在着。马歇尔一再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经典物理学的，而且他更看重前者——“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中，而不在经济力学”Marshall, Alfred 1890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ppⅦ－Ⅷ。但是，门格尔和马歇尔经济哲学中的“有限知识革命因子”很快就被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湮灭殆尽了。赫伯特?西蒙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是：“古典理论讲的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其简洁和漂亮，令人赞叹。此外，那种理性使我们不用站起来实际观察人类行为，便能坐在椅子里预测它们……所有这些预见能力都来自一个源泉，即对人类行为所处的环境形态所作的刻画。体现完美理性的那个环境，完全决定了行为。”［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在谈到新古典经济人被赋予“完备理性”的特质，并由此导致正统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虚无化的真正原因时，沃尔德罗普也曾指出：“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算的自我利益。”［美］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这说明，在以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环境中，经济动因是充分理性的，经济人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乐观而即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知识问题已成多余。换言之，在新古典世界里，经济行为者不需要关注知识问题，他们既没有学习的欲望，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实际上也没有学习的必要。因而，新古典世界是一个没有知识约束的世界，它没有给研究知识问题留下任何空间。(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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