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当今世界软权力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就文化类型而言，非西方文化不具有典型性；就国别而言，非美国不能具有实际意义。总结美国等西方国家软权力实践，概括起来主要招数有三：第一，在某种臆造的一致原则或目标基础上模糊对立性和差异性；第二，以一致性诉求软化相左或对立的立场；第三，制造“同意”，消解对立性立场。这是软实力实施者的三部曲，或者说是逻辑上相互递进的三段论。
1.模糊对立。软权力的一个最基本特征就是，以抽象的人类终极目标的一致性来模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任何软权力都是以某种人类目标的一致性、发展方向的共通性为前提的。反之，任何认同和张扬对立和差异的终极性无疑都是对软实力的自我解构和自我放弃。西方软实力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管国家间文化和社会制度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人类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民主、自由、人权这一最理想的状态。最终目标的同一性，决定了现有的种种差异是不重要的，都将在发展过程中为某种历史规律所消解。因此各国家民族之间并没有截然分立的东西，虽然现在各个国家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终究会因为终极目标的同一性而殊途同归。这正是美国“现代化理论”的道路：“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达到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因此，“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的进程”。[9]6-7与之相呼应的是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他认为，美国在政治、经济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堪称“全人类国家”的典范，所以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必然是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如此不仅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各种文化的差异都消融在这种抽象的终极目标之中了。毫无疑问，文化软实力模糊现实意识形态的分野，实际上就是把自身的利益诉求掩盖在这种貌似客观公正的意识形态之中。
2.软化立场。软权力的基本运作方式就是通过软性的劝谕达到消解对方的立场，以在其所表达的立场基础上达到“一致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各国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而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各民族选择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在此意义上，种种差异和对立本质上是各民族基于自身历史和利益考量的立场。软权力施行者就是要消弭这样的差异和对立，消除文化障碍，通过软化立场，以“我”“化”人，获得领导权。历史证明，诉诸军事力量和经济制裁的硬权力的行使一般只会强化各自的立场，加剧相互之间的对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是赤裸裸地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不是说教式的宣传，更不是武力推行和经济制裁式强迫，而是以软化的形式，饰以温情利他的脸谱，通过淡化差异和对立而软化立场，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正是在一些抽象的原则下，让一些国家对自身立场发生动摇，怀疑自己所持的正当性，反觉得这样的坚持过于狭隘，从而放弃自己的立场，认同其所宣扬的抽象共同性。摩根索深刻指出，“如果一国舍弃意识形态，直言说它想要权力，并因此而反对别国的类似的愿望的话，它就会立刻发现自己在权力斗争中的处境极其不利，且这种不利可能是决定性的”，因此“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涉及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欺倾向，即不是从权力的角度，而是从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或以生物学上的必要性来谈论自己的政策。换言之，虽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意识形态却把参与这种权力角逐解释成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12]这种伦理的、法律的原则和生物学上的必要性就是模糊对立的主要手段，表面上从超越国家利益的人类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利益和权力控制的隐晦表达。人们尚未忘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是最为典型的立场软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差别都将消融在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结论自然是，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的坚持都是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
文化是身份也是立场，文化同化实际上是通过软化文化立场实现的。普世文化应该是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尊重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本身就普世文化之要求，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自诩为普世文化，并通过其在某些方面达到的成就，证明其文化的最高价值，并且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终极价值，其言凿凿，其心彰彰。
3.制造“同意”。制造“同意”是葛兰西揭示现代资产阶级通过“文化霸权”统治被统治阶级的用语。在葛兰西看来，前资本主义时代维持统治使用的是强制“同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使用的是“合理化”资本主义制度来获得同意，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使用“狭窄”被统治阶级的精神境界而获得被统治阶级“自发的同意”，即通过软实力制造出来的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软权力策略不过是这种国内统治手段的国际化实践。如果说，美国等西方国家软权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一些非西方国家人产生了共鸣，甚至使一些人自觉或被迫的追随，那么这种同意无疑是软权力的实施者通过模糊对立、软化立场而制造出来的。约瑟夫·奈总结了美国软权力制造同意的两个基本途径：一是通过灌输和劝谕等方式，让你“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得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4]5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操纵国际机制，让你觉得与之相左的诉求不现实，从而服从其貌似合法的机制或规则。“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4]10约瑟夫·奈对美国软权力措施的描述，恰恰暴露了其软权力种种“效果”都是被制造出来的。
在软权力时代，文化安全实际上是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最具风险的部分。文化软权力不攫取领土和资源，而是“攫取别人的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前法国文化部长朗格语），这是一种最可怖的“攫取”。文化安全不能是消极的回避，而应该是积极地发展自己的文化软权力。文化软权力首先是国内文化的凝聚力，只有民族文化价值观能够获得国内普遍认同，才是真正的软实力，也才是抵御外部文化软权力侵蚀的最巩固屏障。(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