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的、给国家间关系带来全面且深刻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和把握的时代。尽管各国发展程度不同、路径殊异，但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全球化“大变局”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更是面临严峻挑战的时代；既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也是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安全面临全面风险的时代；既是一个追求和平的时代——对和平的需要不是因为人类放弃了战争，而是因为任何战争都会伤及自身利益，也可能恰恰因为利益边际紧密而和平随时会被打破的时代；既是一个人类面临种种前所未有共同问题需要齐心协力共同行动的时代，也是出于各自利益相互推诿、逃避责任的时代；既是一个网络覆盖、信息即时传播的时代，也是各种思想意识相互激荡、相互侵蚀、挤压的时代；这是个文化密切接触，交往日益深化的时代，也是文化碰撞、摩擦、冲突空前激烈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超越常规、人类运用了几千年的处理各民族族际关系规则需要重新确立、全新的规则正在摩擦和冲突中形成但却远未成型的时代。由于这一崭新的景象正在行进之中，甚至是刚刚拉开序幕，其带来的更大的“变局”尚难预料，但在这万象更新的时代，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软权力与硬权力角色发生历史性嬗变，软权力从后台走上前台的时代。
一、全球化悖论与文化软权力
全球化最直观的景象是各民族之间距离的拉近，麦克卢汉“地球村”不再是想象而是经验的存在。“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的距离浓缩，“想象的异邦”瞬间变成了俯仰之间的邻居。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程序，跨越国界，以一种新的时空组合把社群和机构整合和连接到一起，使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更加衔接”[1]206。
按常理，距离的拉近、交流和沟通的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的增进，陌生感和戒备心理将逐步消解，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会相应地减少。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距离的消失，意味着相互利益的直接关联、生存空间的缩小和相互挤压，有限且日益锐减的资源的争夺和占有、贸易的保护和反保护、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的分配与义务的分担等等，将会导致曾经是想象中童话般美丽的国度，变成潜在的利益觊觎者，甚至面目狰狞的争夺者。另一方面，地方问题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地方化，对面半球风生水起不再是事不关己的景观，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不再是偶然关联。诚如吉登斯指出：“全球范围的社会关系密集化，它将不同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左右着当地的事件，或者相反。”[2]东南亚金融风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溢出发源地蔓延全球，是吉登斯之论的最好注脚。一切事件都处于紧密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中，以至于经常席卷全球的不再仅仅是厄尔尼诺或拉尼娜，而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风暴与海啸。因此由国家利益诉求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且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化实际上大大增加了世界和平将面临的各种风险，摩擦和冲突无疑将大大加剧。
然而，辩证法的机巧在于，全球化导致冲突风险的各种因素恰恰又是降低风险、抑制冲突的力量。
一方面，全球化本质上是由国际分工形成的国家间利益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与传统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外在性不同，全球化条件下利益关系是内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舞台的世界化，国家间利益界限的日益模糊，任何对他国利益损害甚至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的举动都将伤及自身，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选择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说，武力威胁是处理传统国际间冲突关系的主要方式，那么在利益普遍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人们不得不对战争方式做谨慎的考量，否则其结果即便不是两败俱伤，也是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全球变暖、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全球性特征，要求世界各国采取一致的行动才能予以应对。丘马科夫指出，“被称为全球问题的，是那些具有全人类性并不仅涉及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且实际上涉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个人的利益的问题。它们是世界性的经济和发展中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对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它们的解决要求把地球上一切人的努力联合起来，同时，只要它们尚未得到解决，它们就会以其严重的后果而威胁着未来的人类”。[3]各国只有携起手来才能应对整个人类都面临的各种风险，冲突只会带来力量的分散和问题严重性的加剧，给世界带来无法逃脱的灾难。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成为制约军事冲突的一种客观力量。
如前文所述，如果说和平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但现实和平的实现往往并不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关怀，而是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换言之，这种抑制军事冲突的力量并不是来自对和平追求的自觉，而恰恰是源自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利益相互关联的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
然而，只要存在独立的国家利益，只要用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是有限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矛盾和冲突总会存在，国家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总会发生。但是由于利益边界的模糊，传统攫取和保护利益的手段不再能够轻易使用，于是，另一种手段走向了前台，这就是软权力。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中，谁拥有软权力，谁就拥有了左右世界的能力。
应当说，自从人类认识到思想的征服力开始，软权力就自觉不自觉地被运用于处理外部关系的实践。如果说以往软权力仅仅是作为军事等传统手段的辅助力量，那么全球化时代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角色关系则发生了颠覆，软实力已经占据国际关系的舞台。实际上，软权力已经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感受之所以并非如此甚至否认它的实际能量，因为悄无声息、潜移默化恰恰是软权力之“软”性特征之所在。军事和经济制裁等力量运用及其后果更感性、更直观，带来的伤害更具切肤之痛。二、文化软权力的实质
汉斯·摩根索指出，权力就是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权力获得方式：一种是法律的赋予，一种是基于某种实力而实际获得的控制能力。在国际关系之间，除了联合国授权外，所有显性和隐性的国家间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都是通过实力获得的。基于实力的权力以其资源和操控方式又分为两类：一是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军事控制和经济制裁，另一种则是通过操纵对方的心灵和头脑而获得的支配权力，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软权力是建立在软实力基础上的能力，其所凭借的资源就是文化。当一国在国际上推行其文化，并获得实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时，其文化实力就转变为控制权力。“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4]2相比于其他权力，软权力的特点是无须法律授权、无须耗费昂贵的军事或经济资源，通过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就可获得的“物美价廉”权力。(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