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的中美知识产权摩擦以美国发起的“337”调查为主要形式。往往先由中国国内的企业仿造国外的新产品或新工艺,对国外企业的同类产品形成了侵权,影响了相关企业的利益。国外企业或产业集团在利益受到影响后,向美国的法律机构或其他国际贸易的争端解决机构提起上诉,要求赔偿损失,把侵权产品排出市场。被诉方企业如果不应诉或败诉,其产品将被从市场中排除出去。

　　图-4产品层面的知识产权摩擦的发生机制
　　在由具体产品的知识产权纠纷引起贸易摩擦的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被诉国的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行为对摩擦的发生和解决起主导作用。中美两国政府在摩擦中的作用有限,主要起着施加压力和协调磋商的作用(图-4说明了这种贸易摩擦的发生过程)。
　　
　　五、结语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科研水平的差距,中美两国利益集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有所不同,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基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引起的贸易摩擦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利益集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利益集团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需求;政府从政治捐赠和总福利水平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供给。利益集团通过参与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来实现不同的知识产权利益。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知识产权贸易摩擦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诱发机制:一是由利益集团单边推动的制度层面的知识产权摩擦诱发机制,二是由侵权纠纷中利益集团双边推动的产品层面的知识产权摩擦诱发机制。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正确认识和分析利益集团在知识产权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加强政治交流和磋商,从而转变知识产权摩擦的被动局面。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处于劣势地位,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时,一方面,要积极应对,通过磋商机制及时传达本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进展和努力,赢得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制定长期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逐步提高国内知识产权的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从根本上减少这种由于保护差异引起的知识产权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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