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人是未特定化的、未确定的，与环境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弱本能”的开放式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人按其本性来说，本质上是能够无限地扩张到他自己作用范围的地方——扩展到现存的世界所能延伸到的地方。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12］这种“弱本能”的开放性关系意味着人不再像动物那样把自己束缚在特定的环境中，视自身同环境为一体或以某一固定的环境为对象，而是把自己同环境区分开来，将环境视为自己的对象，从而也就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遭受灭顶之灾。“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但这种生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人类特性的大前提。”［13］这表明人的先天不足，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还会给自身带来无限发展的可能。人作为非特定化的、未完成的存在物，决定了其本性永远处在没有终结的可创生的状态中；他将不会满足于自然界业已赋予他的“禀性”，停留在已经成为的样子，要使自己从自然界和动物界里解放出来而上升到世界的“主人”地位。他总是开放性地对待世界，在开放性地展开对世界关系的自觉自为的活动中努力追求新的规定性，更加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特性和本质，不断地再生产和再创造自己，从而显示出自己富有的虚拟性、创造性。［14］而这些则是动物所不能企及的。
三、虚拟中介体现了人的文化符号本质
从人学的角度来把握虚拟，就不再是仅囿于技术层面的理解，而是把它看成“人借助于符号化中介系统超越现实、构建非现实的真实世界的能力、活动、过程和结果”。无论对虚拟作狭义理解还是广义理解都摆脱不了符号中介的“纠缠”，体现了人的文化符号本质。
从发展的角度看，作为虚拟的中介符号先后经历了由行为符号到语言（文字）符号再到数字符号的演进过程，从而相应地形成了三种虚拟形态：行为虚拟、语言（文字）虚拟和数字虚拟。行为虚拟是思维尚未独立而依附于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虚拟，它是一种不是在思维空间中进行的虚拟，具有行为操作性、情景具体性、实践功利性和浑沌未分性等特点。［15］行为虚拟是原始人区别于动物而具有自我意识的标志。在人类创造发明的符号系统中，语言（文字）符号的产生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不仅人类思维的花朵开始绽放，也是虚拟中介系统的一场革命。与行为符号相比，语言（文字）符号作为一种具有感性形式的工具，不仅可以为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同时也可以广泛传播，并且不会因为使用和传播而被消费掉；它还可以时空分离，为主体提供观念的时间空间，把那些超越于主体现实存在和现实活动的时间空间的客体信息纳入到观念的时间空间之内加以处理。［16］正是语言符号在功能上具备上述特点，所以，当人们在思维活动中运用它时，不仅可以真实地掌握一些东西，而且可以想象地建构一些东西；不仅可以真实地掌握现实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对象，而且可以超现实地创造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的观念对象。如果说语言（文字）符号的产生引发了一场虚拟中介的革命，那么以“0-1”数字符号为中介的虚拟（数字化的合成方式）则是更为重要的一场革命，因为“语言文字符号还局限于指称意义对象的关系之中，是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述和创造，语言符号创造了人的思维空间、符号空间，而虚拟则是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发生的革命，它在思维空间、符号空间中又创造出了虚拟空间、数字空间、视听空间和网络世界，它指向不可能的可能，使不可能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真实性，从而使语言符号变成一种较低级的中介方式”［17］ 。
虚拟中介所体现的人的文化符号本质，我们可以运用文化哲学人类学（以下简称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进行阐释。文化人类学作为哲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一方面继承了生物人类学关于人的未确定性、对世界的开放性等基本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生物人类学把人放在狭隘的生物领域来考查，把人看作是尚未确定性的存在物，而是把人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社会、历史、传统的背景中加以考查，把人看作是文化的存在物。
“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命题，含义之一是指人是文化的产物，人生活在文化环境之中。文化人类学认同生物哲学人类学人的未特定化、对世界的开放性，但并不赞成它关于人不拥有自己的“环境”的思想。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与动物都拥有自己的环境，只不过有所不同而已。动物拥有的只是自然界“赐予”它的既定环境，而人除此之外还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环境即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不像自然环境那样是既定的、相对固定的，而是丰富多样的。这种环境是人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构筑而成的并生活于其中，并因民族、团体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受哲学和艺术熏陶的希腊人所面对的世界，不同于强权统治下的罗马人的世界；对一切感性欢乐持敌视态度的盎克鲁—撒克逊清教徒，不同于拉丁语系民族自身培养的处世态度和感情情绪。”［12］9
“人是文化的存在物”的另一层意思是，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所拥有的文化环境并不是像生物人类学理解的那样因为“匮乏—补偿”才形成的，相反，它源自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根植于人的存在结构的必然性上”的创造性。作为人的存在结构的创造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能通过它确定自己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是指人能通过它产生丰富的个体存在样式。动物的生活仅仅是在歌唱种内已谱成的歌曲，同种内每一动物是完全相似的。人恰恰相反，人在种内表现各异，个体通过创造活动必然产生某种新东西，从而部分地超过种，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各人创造活动的结果总是不相同的。［10］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形塑。要真正理解人，只研究生物性遗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和了解作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文化。不同于生物人类学把文化视为人匮乏的补偿形式，文化人类学把文化当作决定人本质的关键，认为只有把人理解为文化的生物，才能把握“完整的人的形象”。
针对文化人类学的“人是文化的存在物”的观点，德国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更进一步提出“人是符号的存在物”。在卡西尔看来，文化是通过人自身创造的符号构成的系统。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而能否创造和运用符号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而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所以，“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18］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