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不愿混迹于司马氏集团，对其多所回避；他用道家的生存哲学敛迹韬光，却不能真正弃绝尘念。时人这样评论阮籍：“而况吾子志非遁世，世无所适，麟骥苟修。天云可据。动则不能龙摅虎超，同机伊霍：静则不能珠潜璧匿，连迹巢光。言无定端，行不纯轨。虚尽年时。以自疑外。”事实确实如此。阮籍在乱世中得以保全的道家衣钵并没能掩尽他内在的功名之心，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是挥揩不去的儒家观念。其《咏怀诗》曰：“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6嘟夷道家的庄周。向往儒家的功名，这才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然而，现实却是复杂和险恶的。儒家的思想观念虽使其希望建功立业。成为一名真正的士人君子：但司马氏集团的黑暗与虚伪，使他又不得不畏而远之。面对司马氏残酷屠杀异己的恐怖。阮籍只能以道家为遮掩，表示不与其合作的态度。在阮籍看来，像道家那样菲薄功名、捐弃礼法，放浪形骸、心游于玄虚，不仅可以避开司马氏的耳目，还能使他倍受压抑与摧残的心灵在逍遥的境界中得到蕴籍与安慰。阮籍向往“太素之朴”的社会，只不过是对司马氏统治下黑暗现实的反讽：他诋毁礼法名教。也仅是对司马氏借礼法名教之名行篡杀攻伐之实的怒斥。他表面上推崇的是道家。骨子里真正供奉的却是儒家。他登广武古战场，观楚汉战争处，那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慷慨陈辞。正验证了这一点。阮籍这种亦儒亦道的精神鲁迅先生看得很清楚。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当时名士的行为举止“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阮籍虽躲避到道家的思想世界中。但内心却是痛苦
的。司马氏翦除异己，使得名士少有全者，严酷的政治形势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他的一些诗作表达了此时痛苦的心境。《咏怀诗》言：“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把当时的处境比作“身履薄冰”，认为一不小心，就可能“须臾间”“魂气随风飘”而命归西天。过度的忧虑，使他容颜渐改、精神日消。其诗又言：“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诵读此诗，诗人生命之忧、心情之痛，如在目前。当内心的抑郁无法排遣时，阮籍便“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史书的这一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总之，亦儒亦道是阮籍的思想特征。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去看，他的这一思想明显具有某种典型性。中国的士大夫自幼接受文化典籍的熏陶，熟知孔孟、老庄的思想精义，也深知二家的短长。儒家强调进取、人世、群体，道家强调退让、出世、个体。由于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有不可克服的自身缺陷，因而，很容易相互弥补、相互结合形成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取向——儒道互补。阮籍亦儒亦道的思想正是中国士大夫儒道互补的表现。具体而言：在对待政治和生活的态度上，他们一方面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怀抱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侧的儒家人世心态，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道家的超脱无羁，重视个体解放与精神自由。“法天贵真”而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政治清明、仕途如意时他们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官场浑浊、命运多蹇时他们超然通脱、悠游于尘俗之外。可以说。儒道互补描述着中国士大夫心灵发展的轨迹。钱穆先生说：“大体言之，儒家主进。道家主退。乃中国人文大道之所在。”正是对这一文化现象极好的概括。
我们谈论阮籍儒道互补的思想，并不是说儒道两家在其思想中不分偏重。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士大夫的儒道互补也只能是儒主道次的互补。就阮籍而言，其思想也是以儒家的人世为主的，只不过这种心态表现得比较隐晦。至于其思想中表现出的道家意识，充其量仅是特殊情境之中他于己自设的保护。关于这一点，从以上论述即可看出。而这。也正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共有的精神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