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胡文英《庄子独见》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无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庄子是否像胡氏所说的那样先置勿论，就阮籍来说确是事实。
　　《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说：“诸阮前世皆儒学。”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阮籍接触到的当然是儒家思想。其《咏怀诗》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可见他少年好学。且以孔子弟子颜渊、闵子骞自期。《晋书·阮籍传》又载“籍本有济世志”，更可知阮籍积极人世的儒家心态。事实也是如此。
　　(一)阮籍具有儒家所提倡的忠孝品质。孔子曾言：“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忠”，就是臣民对君主要克己尽职，要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义务。在封建

社会，“忠”字越来越强调对一朝一室的坚贞不渝。作为曹魏皇室属下的一名官员。阮籍对曹魏政权充满了感情。他在《咏怀诗》中多次表达了对曹魏政权江河日下的顾恋同情和对司马氏翦除皇室、屠杀异己的憎恨鄙视。他咒骂司马氏是“繁华子”，讽刺其党羽是“走兽”，即使到了不得不为郑冲等写劝进笺时，他还是曲折表达了自己忠心曹魏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儒家又是倡导孝道的。孔子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在孔子看来，人的血缘亲情是仁爱的情感基础。如果“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阮籍就是这样一个至孝之人。他推崇孔子的弟子闵子骞，而闵子骞正是被孔子称为“孝哉”的人。《世说新语·任诞》记述阮籍居母丧期间饮酒啖肉，但失慈母之痛却让他几次“吐血数升”。该篇注引《魏氏春秋》说：“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然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居丧无礼、饮食酒肉只是一种形式，而数次吐血的“至孝”才是其真正的心性表现。
　　(二)阮籍具有儒家所提倡的功名观念。与道家的逍遥、无为不同，儒家主张“立德”、“立功”、“立言”。阮籍正是这样。他在诗作中时常表达希望建功立业的济世之志，其《咏怀诗》中这样的诗句并不少见。如其言“岂为明哲士?妖蛊诌媚生。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身声后世，气节故有常。”又如，他写主人公少年从军，“挥剑临沙漠。饮马艽野垌。”表达了对战场戎马生涯的向往。他甚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的英雄，希望自己在战场上杀敌立功。史书记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今天，从阮集的诗作中已辨不清哪一首是“登武牢山”之作。不过。从“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的英雄气概来看，或许此作就是他早年写下的那首《豪杰诗》。
　　(三)阮籍具有儒家所提倡的音乐观念。孔子曾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音乐对人的培养塑造作用。苟子在《乐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音乐理论。他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音乐是人情必不可少的东西，统治者应利用它的这一特点对人民实施教化。在礼与乐的关系上，苟子认为，“乐合同，礼别异。”乐调节人的情感，使人和谐，礼规定人的等级名分，使人尊卑有序。二者结合。就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乐者，……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阮籍也作有《乐论》，文中提出了与荀子相似的观点。他认为，音乐是天地万物的本性，圣人作乐是为了“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处于天地万物之中的人自然也离不开音乐。音乐和谐、适当，就能够“阴阳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就能够“耳目不倾不衰”、“风俗移易”。礼的作用在于“尊卑有分，上下有等”，乐则使“人安其生，情意无哀”，二者结合，就可以达到“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嘲的治世目的。由此可见，阮籍的音乐观念实出于儒家。
　　如上所述。阮籍在迷恋道家之际，确实又是倾心于儒家的。在他不拘礼法、追求逍遥的思想背后，实际上深藏着一颗忠孝节义、企望建功立业的热心。一儒一道。内外相辅，这正是阮籍真实的心态表现。
　　孔子曾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亦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子在“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情况下。专心教学与整理典籍；孟子在诸侯面前兜售“唐、虞、三代之德”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最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不过，他们这种“隐”与“独善其身”的方式。似乎很难为后人所接受。道家的出现，为他们指明了一条心灵栖息与形体保全之路。
　　曹魏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为篡夺曹魏政权，他先以阴谋反逆的罪名斩除曹爽及其党羽，之后，又肆杀与己不合作的政敌。大批曹魏骨鲠之臣与名士被害。原曹魏属下的阮籍也自此遥控于司马氏集团。掌握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氏集团，一方面屠杀异己。一方面又打出名教的幌子，招揽党羽。面对恐怖的政治环境。阮籍走进了道家的思想世界。
　　其实。阮籍走向道家、践踏礼教有其鲜明的目的，那就是在乱世中像庄周描述的神龟一样“曳尾于涂中”以尽天年。《晋书·阮籍传》载：“籍……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何曾传》又载：“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日：‘此子赢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在钟、何二人数次陷害的险境之中，阮籍凭借“不与世事”、“纵情背礼”的道家外衣，在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乱世之中最终得以保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