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阮籍嗜好《老》《庄》，这在《三国志》、《晋书》中有明确记载。研究阮籍的学者，也多注意到其道家思想的一面。但阮籍又是一个儒家观念浓厚的人，在其不拘礼法、逍遥于太虚的思想背后深藏着一颗积极人世、渴望建功立业的热心。亦儒亦道构成了阮籍真实的思想。分析亦儒亦道在阮籍身上的表现，进而挖掘时代成因及其文化内涵，或可有助于阮籍思想的学术研究。
　　
　　一
　　
　　阮籍思想中有明显的道家倾向。关于这一点。相关史书均有记载。如《三国志·魏书》言其“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晋书·阮籍传》言其“容貌魂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此外，从阮籍的诗文中，亦可看出道家思想对阮籍的影响。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太素之朴”的社会理想。阮籍沿袭了老子、庄子“道”的思想，认为“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从“道”的思想出发，老、庄认为人类社会正逐渐走向异化。文明的进步在他们看来。是对本真之“道”的背离，是混乱和纷争的开始，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阮籍也认为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文明价值的分裂。他说：“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对于《老子》中的“小国寡民”和《庄子》中的“至德之世”，阮籍表现出无限钦慕之情：“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其《达庄论》对“太素之朴”作了详细描述：“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乃失无闻。伏羲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污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使至德之要，元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静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原始社会的生存状态被阮籍浓墨重彩，伏羲、神农的远古时代成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基于道家“绝圣弃智”、“见素抱朴”的思想主张。阮籍认为“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并对那些“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人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的人大加挞伐，认为他们因“繁其于世俗”，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
　　(二)逍遥的思想世界。逍遥是庄子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是“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在庄子看来，要达到这一境界，就要抛弃世间的一切繁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做到“无己”、“无功”、“无名”。伏义《与阮籍书》曾把阮籍视为“庄周、淮南、东方之徒”，认为他们“皆投迹教外，放思太玄”。这实际上指出了阮籍高蹈远举、一心逍遥的内心世界。阮籍在其《咏怀诗》中多次表达了他的这一思想。其诗云：“乐极消性灵，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又云：“系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輈。岂若遗耳目，升遐去殷忧。”他认为。世间的哀乐与名利是人生的羁绊，要想“遗”“无益”于“耳目”之外，只有遐逝飞升，在“无己”、“无功”、“无名”的精神世界中邀游。阮籍还直接借用“逍遥”一词，并化用《庄子·逍遥游》藐姑射山神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这一境界的向往：“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六龙服气舆，云盖覆天网。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寝息一纯和，呼吸成露霜。沐浴丹渊中，熠耀日月光。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这里，通过托言神仙“逍遥晏兰房”、“游瀁去高翔”，来比况自己摆脱世俗的繁累，逍遥、寝息于自由世界的理想。近人黄侃评论此诗日：“神仙之人既离尘俗，自当邀游八紘之外，虽通灵之台彼且不以为安，明避世之宜远也。”的确，如果能向仙人那样“避世”“离尘俗”、“邀游八紘之外”，自然能够进入阮籍“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生”的思想世界。
　　(三)诋毁礼法名教。道家视儒家的礼法为“骈拇”、为“道之华”、“乱之首”。阮籍也坚决摈弃儒家的礼文虚节。《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母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阮籍的举止很容易让人想起《庄子》中庄子妻死，庄子箕踞鼓盆而歌的故事。《阮籍传》又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又：“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伏义曾对此评论说：“开合之节，不制于礼，动静之度，不羁于俗。”吲而阮籍也正以“礼岂为我辈设也”自我开脱。除了自身“不制于礼”、“不羁于俗”。阮籍对那些虚伪的礼法之士也极尽嘲讽之能事。史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事，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在阮籍看来，司马氏以名教之虚篡曹魏政权之实，其残毒、虚伪的行径令天下人瞠目。而当时所谓的“礼法之士”。一方面标榜“名教”、“礼法”，一方面又出卖故主，投靠新贵。阮籍对这些人极端厌恶。在赋作《大人先生传》中，他把依附于司马氏的“礼法之士”斥为挥中之虱，渴望“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的弥天大火把它们烧“死于裈中而不能出”。他还把历史上的一切“亡国、戮君、溃败之祸”都归之于“礼法之士”，愤怒的指斥“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陶。阮籍之不屑于礼法于此可知。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