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新时期执政党队伍存在的客观情势，鲜明地提出了四个时势紧迫的执政“危险”，其中，“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再次向全党发出了警示。实际上，这两种危险不是共产党所特有的，它是政党组织共有的政治通病；也不是在当今时代才出现，只是对于有着90年发展历史和60年执政历程的我们党而言，在当下显得更为严峻。这种影响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危险现象若不切实正视、遏制和消除，将会加大社会矛盾的存量，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而消除和避免危险的途径之一就是提升执政党的自我监督意识，建立有效防范的监督机制。有鉴于此，重温和探讨领会邓小平有关共产党正确开展自我监督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防范和克服上述两种危险，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执政党要解放思想，接受最广泛的批评与监督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型，一个关键性的政治标识是获得了国家政权。然而，这并不表明其驾驭社会和领导国家能力的成熟，相反，因为成为领导者而极易染上这样那样的毛病。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像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保有高度的政治理性，对于执掌政权不久的共产党作出了两点警醒性分析：一是会出现脱离群众的“一意孤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共产党长期革命以来向群众学习、同群众商量、受群众监督的宝贵优良传统，由于成为领导者，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某些共产党人那里可能要大打折扣。邓小平说：“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1]228二是会产生“官气”十足的“独断专横”。邓小平指出，执政后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进了城，执了政，“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1]304不喜欢来自他人的批评和监督，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执政党的一个特点。他警示：“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1]305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邓小平分析的上述现象并没有从执政党的政治生活中消失。
　　 事实上，产生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逻辑，不然就不会有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精妙分析，也不会有毛泽东“进京赶考”的预防性警示。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政治使命决定了她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的鲜明特色是，能够不断地监督自己同时也自觉接受他种力量的批评与监督，具有开放批判的精神和思想解放的勇气。问题是，执掌政权后的许多领导干部即便处在这种政治氛围当中，仍然缺少过去那种愿意接受批评的作风。邓小平认为，这主要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他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2]141因为思想不解放，某些领导干部把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乃至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当做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失颜面的事，形成“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2]389的现象。
　　 邓小平认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关键是党的干部要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接受监督。总括邓小平的论述，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要正确对待人民的意见。社会发展中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产生不同意见甚至对立，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则反映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有对的也有不对的，领导干部要善于分析，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应该给以适当的解释。比如当前的消费问题、住房问题、动拆迁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城乡差距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都需要集中人民智慧，征询群众意见，接受广泛监督才能解决，决不能动辄压制、听不进不同意见或瞒着掖着，甚至粗暴制止。邓小平强调，对于“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调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2]145二是可以开展必要的“小民主”。邓小平认为，大民主不可有，我们有过教训，吃过亏，但小民主不可无，“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1]273邓小平强调这种小民主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以及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在邓小平看来，这不仅可以有效考量党的领导干部虚心接受人民批评与监督的雅量，重要的是改善了党群关系,可以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三是共产党要接受最为广泛的异体监督。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以为执起政、掌了权，就摆老资格，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倾听，就非犯错误不可。所以，必须接受党外的多方面监督，包括党派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以及其他团体组织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 [1]271邓小平把善于接受异体力量的监督看成是共产党执政修养的提高，在今天看来，这也应该成为执政党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基本要求，而最为根本的，是可以避免执政党脱离群众与滋生腐败的危险。
　　 二、执政党要有制度监督与规范的自觉理性
　　 如果说毛泽东比较注重从思想上建党，邓小平则更注重从制度上强调建党的重要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必须在国家制度和党的领导制度方面作出适当规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不应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等等观点，是邓小平在经历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在政党组织的运作状态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上，邓小平强调最多的就是依靠制度建设，确保政党运作的有序和政党肌体的活力。制度的实际作用就是它的制约和规范功能。为此，邓小平强调，党的各项制度安排必须起到应有的约束、规制效能，达到应有的制限作用，使好人更好地立党为公，使坏人无法做坏事。显然，制度防范是克服执政党执政危险的有力保证。在制度的构建与安排上，从政党监督的角度来看，邓小平主要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思想要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