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整体说来严复对古文书写的改变很有限度。这与民国之后严复思想的整体取向分不开。一般认为，严复在民国之后趋向保守和复古，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即使不去纠缠于他与筹安会的复杂关系，仅仅从他提倡读经的姿态中也可以略窥一二。严复在1913年撰写的演说词《读经当积极提倡》中明确提出中国国性存于群经之中。“大凡一国之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严复从中国历史看，自从魏晋以后，五胡乱华，由宋人元，由明人清，这是朝廷易代，并非国家灭亡。从世界历史看，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欧洲的希腊、罗马，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埃及，这些国家的古代文明“斩然无余”，而中国有二十二行省，成立于五洲之中，所依靠的是“孔子之教化”。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而民国成立的中国，为追求富强，有人提倡教育国民，应以西方的文明为先，而中国群经为后。严复批判这种主张，分析其原因有四：“苦其艰深”、“畏其浩博”、“宗旨与时不合”和“轻薄国文”。严复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严复的保守主义不仅表现在中国国性的建造要依靠群经，即“为中国性命根本之书”，而且表现在主张群经作为最正当之文字，作为国文，应当保存下来，即“群经乃吾国古文，为最正当之文字”。严复把群经作为“文”“道”的统一体，抬到了新的高度，放置在国文的最高级。他这种复古的狭窄化，无形中又把对双音节词语的开放之门关闭了。
　　严复以群经作为国文的观念，体现了他的语言伦理观念。严复在清末的翻译向先秦的典籍寻 找语词，在书面与口头，在典雅与通俗的选择中，已经体现了他更重视前者的语言伦理。不过这种语言伦理因为严复要寻找汉语词语直抵西方学理概念核心的善良愿望而被接受，尽管也受到批判，但是对严复的古文翻译整体评价还是十分高的。那么以群经作为最正当文字的思路，不仅延续了清末向先秦寻找语词的思路，而且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严复把此时的国文与群经的道德内涵捆绑在一起，重视国文似乎只是在重视国性之后，但是实际上国文的书写又是延续这一传统的。因此严复的语言伦理在此包括了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严复厚古薄今、重雅轻俗的语言趋向，第二层面为严复强调语言对道德意识的承担功能，即群经作为国文书写与道德教化的统一体。尤其是后一层面，严复不仅在古文书写中坚持，还扩展到他的诗歌语言的见解上。
　　严复在1919年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为熊的对联改字，“与蔡蔚挺联语及跋亦佳，惟上句”热字，“必须酌易”。严复认为“兴学热”要改为“兴学意”，理由有三。第一，“从来道德立言之家，最忌作过火语”。在严复看来，“热”当然是过火语。第二，“兴学热”从修辞的角度看，文字“不辞”，对仗“不工”。第三，“热”字不是“良好字面”。因为“热”之后就是“寒凉”；并且“热”是一种“病象”，其结果是“暴躁瞀乱，谵语妄动，相与俱兴，于知于行，两无一当”。把“热”改为“意”，在严复看来好处是：“看似平平，然自古孤怀闳识，百折不挠之家，要不外不欺其意而已。试看经史，至唐宋以来，立言大家其用字行文，皆以峻洁平淡为贵。平平一言，竭平生精力难付者有之矣。此乃诗文极秘之旨，聊为老弟言之，不识能相喻否也。”“峻洁平淡”作为诗学语言的第一标准。不过可以看出晚年的严复更注重语言本身的伦理陸，“良好字面”可能只是晚年心态，但是又是他以群经为国文的扩张。
　　严复“群经－国文”的思理可能应该追溯到当年吴汝纶对《天演论》的赞美。吴汝纶的《天演论序》对于“赫胥黎之指趣”涉及甚少，大量篇幅在谈论“文”。吴汝纶批判翻译之书“大地弁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接着从民智开化的角度提出翻译西书的“文”的要求，指出了当时学术的弊端，“时文”、“公牍”、“说部”三种书写方式既是士大夫学术表达方式，又是翻译西书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三种书写方式本身就不是“文学”之事，所以“有识者”鄙夷不顾，于是通过翻译西书来开通民智的道路就被堵塞。在吴汝纶看来，“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严复之文，使得赫胥黎之旨趣更加彰明。严复“古文－西学”的书写以其典雅获得了“文”的美质，又以其“文”的美质引入了开通民智的西学理念。这正是严复翻译成功的原因。其实吴汝纶的赞扬重点突出严复“古文－西学”与“时文”“公牍”“说部”的外部区别，而忽略了“古文－西学”的内部冲突。上文对于严复古文书写的新机与压制的分析就是对这一内部冲突的探究。严复把“古文－西学”的翻译方式演变为民国后“国文－孔教”的书写方式，如果这不是民国之后、五四现代白话文诞生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寻找表达方式的无可奈何的选择，那么这只能是严复在创造个人表达方式上的退守回归。
　　严复的语言伦理还表现在对语言变革上。1913年严复在《题侯疑始填词图册》中写道：“天生人能群，语言资缱绻。心声精者传，韵语亦天演。君看五大洲，何国无歌谚?周诗三百篇，无邪圣所荐。楚辞逮唐音，中间凡几变。由来声利涂，不中风人践。宋元乃词曲，以使民不倦。”严复提倡“歌谚”的韵语能感人，但是并没有强调“歌谚”的通俗、生活化。其实严复以中国古代韵语的演变为例，表达了语言“天演”的变革观点。语言的变革有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但是在引入异域语言的词汇以及句式上人力之功也不可小视，比如梵语词汇通过佛经的翻译进入汉语就是成功的例子。尽管汉语吸收梵语词汇有语言自身的要求，但是翻译本身却是人为的。因此语言的变革是在“天演”与“人为”的结合推动下发展的。
　　对于《新青年》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严复做冷眼旁观状。他于1920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显然，严复对于西国“语言合之文字”与陈、胡等人“文字合之语言”并没有作出区分，在文白合一这点上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不甚了了。除此不论，这段话完整体现了严复的语言伦理。第一，严复重文言而轻白话，白话不能“隐”，不能“秀”，不能“含不尽之意”、“状难写之景”，《水浒》和《红楼》也不过如此。第二，严复对“要妙精深之理想”和“奇异美丽之物态”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其具体内涵，但是从他所举的例子看，他重视的是文言对古代情物的表达，而忽咯了汉语如何表达现代经验的问题；而且也忽略了如后人刘再复所指出的五四语言变革之后的权力问题③。这是他“国文一孔教”的书写设想的延续。第三，对于文言转向白话、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的变革，严复归之于“天演”，拒绝“人为”，否定白话文学的提倡。因此，中国文学真正的现代变革不会由严复开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