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08BZW051)
　　作者简介：文贵良，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200062
　　
　　一、文章观：“声与神会”与“讲求事理”
　　
　　严复的“古文书写”边界宽泛，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其译著、讲义、论文和古体诗歌。如果仅用“古文”恐怕就会把译著和讲义排斥在外。译著规模宏大，论文篇幅短小，讲义兼有写和说的成分，古体诗歌为闲情之作，但是从书写语言的样式(文言－古文)来看，四者具有一致性。尽管他1906年的《政治讲义》在语式上更加通俗化，但与论文、译著在语言上差别不是那么截然分明。
　　史华兹指出，“严复译文的典雅特色，当然不仅显露了他对自己精美文笔的骄矜和他的修辞学造诣。而且显露了他力图通过用最典雅的中文表达西方思想来影响讲究文体的文人学士的动机。”“典雅”诚典雅，影响文入学士的动机也实现了，但是“骄矜”的背后却有着严复对于古文书写的痛苦记忆。1899年严复致吴汝纶信写道：“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严复在对吴汝纶的拳拳感谢中，浸润着他参加科举考试的切肤之痛。这“早遘十年”指十年之前，也就是1889年左右，那时正是严复雄心勃勃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因为严复作为海归人物并未成为晚清官员候选人，晚清官员仍然来自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士子，所以严复不得不通过参加科举考试以求进入官场，只有进入官场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1885年福建乡试，1888顺天乡试，1889年顺天乡试，1893年福建乡试，严复前后近十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没有斩获，这在心灵上肯定烙上了巨大的伤痕。原因何在?是学识鄙陋，还是八股文体式粗糙，或者兼而有之?如果能看看严复四次应试文，肯定很有意思，可惜已无法读到。严复科举失败的心灵创伤在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把科举考试中个人的惨痛失利与甲午战争中国家的惨痛失败结合起来，利用现代报纸媒体，猛烈批判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救亡决论》的辟头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接着详细分述了八股取士的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严复如此激烈的态度，在晚清士人中少见。他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应该说成为了甲午之后清政府教育制度改革和选拔人才制度改革的促发因素之一。严复科举考试的失利，也许使得中国失去了一位近代化道路的实践家，但成就了一位开启现代中国思想道路的翻译家。当然，严复如果在1880年代科举成名，被朝廷重用，能否像日本的伊藤博文把日本带人近代化强国一样把中国带上近代化道路，恐怕也是很难说的。因为朝廷能否给予严复实践近代化道路所要求的权力和空间，是一个未知数。
　　严复的批判锋芒指向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非刺向八股文的内部结构。自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八股取士的制度被破坏，附着于其上的八股文也无法生存。如果说八股取士的制度以悖反的方式催生了翻译家的严复，那么是否反而是八股文的训练成就了严复翻译的古文书写?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严复接受的古文书写的训练机制；一是严复放弃科举考试后的文章与八股文的比较。
　　章太炎虽然受过八股文的教育，但是从没有正式参加过八股考试，也不以获得科举成功为目的，他的文章与八股文泾渭分明。梁启超从小接受八股教育，十七岁中举，其书写肯定符合八股范式而受到认可，他的文章就与八股文最为密切。严复十五岁人马江学堂，学习英文、算术、代数、几何、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化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1871年毕业后在建威帆船上练习航海技术。1877年至1879年在英国海军大学学习，学的是高等数学、格致学、海军战术、公法等。严复回国后被李鸿章聘请为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可以看出严复的知识结构和书写方式都与八股文的知识结构(四书五经)和书写方式(八股文)要求相差甚远，严复要参加科举考试，即使他发奋钻研八股文可能也为时已晚。严复从科举失利到成为翻译家，他的古文书写与八股文体式有一段距离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章太炎批判严复的文章带有八股气息，但是拿严复的文章与明清八股名家的八股文、同时代的梁启超的文章比较，都可以看出严复文章的八股气息并不是那么浓厚。因此严复古文书写的现代向度，并不是要去挣破八股文的躯壳，而是在于寻找古文书写如何表达西方的学理。
　　
　　1910年严复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中针对有人担忧古文辞将亡的心理，认为物之存亡，系于自身的“精气”，人不能为之。严复很称赞古代治古文辞而达于极致的人：“岂非意有所愤懑，意味必待是而后有以自通者欤?非与古为人冥然独往，而不关世之所向背者欤?非神来会辞，卓若有立，虽无所得，乃以为至得者欤?”②他在赞赏古文辞达于极致的人排除利禄而以古文辞为“至得”的价值取向的同时，提出了“神来会辞”的文章观。“神来会辞”的文章观，严复早就有所表达。1902年他在《与熊季廉书》中批评学生熊元锷的文章提出“今欲谋所以救之之术，宜熟读古书，求其声与神会，而下笔力求嘎嘎其难之一境；而又讲求事理，以为积厚流光之基。”严复认为文章做法，还是要从中国古书中求力量，“声与神会”意在锤炼文辞的声韵之美和文脉的流畅贯通；“讲求事理”则是追求文章内容的厚实。“神”、“辞”、“声”、“事理”等文章评价词语尽管来自古代的文章学，但是严复注入了新的内涵，尤其是对“事理”的理解。严复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中认为人之“心”包括“思理”和“情感”两个部分，前者可以用“是非然否”来分别，而后者不可。“思理”与“情感”二者往往不可兼得：“譬诸文章、论辩、书说，出于思理者也；诗骚、词赋，生于感情者也。思理密，必文理密，察礼之事也。感情善，必和说微，至乐之事也。西人谓一切物性科学之教，皆思理之事，一切美术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然而二者往往相人不可径分。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严复以辩证的思考指明了文章之“心”，其“情感”与“思(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