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造成《原富》艰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选择不常见的单音节词语来对译西方学理名词。因为就《原富》的英文来看，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相当，但比穆勒的《论自由》就简单多了，即复杂的包孕结构要少。《原富》的中文本之所以难读，主要在于严复选择文言单音节的汉语词语的变化规律之一是双音节化。笔者的论述可能把严复翻译百多年后的眼光强加在他上面，因为他的古文书写本来可以容纳单音节汉语词语。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汉语用单音节词语并不是错误，只是难懂一些。对于笔者关心的问题来说，主要看1900年前后的汉语是否有词语双音节化的倾向，如果读《清议报》就会觉得汉语确实在双音节化。Exchange严复有两种译法“交易”和“易”，凡是用“交易”的句子就相对好懂，用“易”的句子就

难懂一些。1906年撰写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十来次使用“交易”、“贸易”等词语，而只有在“易权”一词中使用单音节的“易”，这样使得行文更清楚明白。
　　即使在双音节的翻译词语中，严复会把自己的语言伦理观念强加在选词的策略上，造成所选词语在语境中的“横站”姿态。Lottery有“彩票”的通俗名称，严复采用“阄博”这一雅的译名；bulcher's meat译为“膳”，放弃“肉”的译名，体现了严复雅俗的语言伦理观念。Workman有“佣工”和“赁工”两种译法，labour一词严复译为“功”、“力役”、“劳力”，译名不统一也是造成语意前后不能密切相接的因素之一。
　　严复古文书写在句式的构造上也存在许多压制性的因素。1902出版的《群学肄言》中《译<群学肄言>自序》用八个四字句作为每章的导语，如“道巽两间，物奚翅万。人心虑道，各自为楦。永言时位，载占吉凶。所以东圣，低徊中庸。译《知难》第四。”古雅诚古雅，但是能否使读者能更加深入理解《群学肄言》的内容却成为问题。
　　严复喜欢用文言虚词构造文言语句，但又往往有缠夹之感，受到虚词的牵累，造成语句丛绕，语意繁杂。古文没有标点，需要虚词润滑语句，完成语意的联贯。但是如果繁复使用就会使得语句很绕。比较章太炎、梁启超和严复三个人的语句姿态，章太炎运用虚词最为谨慎，语句最为雅洁。梁启超善用比喻，语句最为生动。严复喜欢用虚词，语句就多沉重。如“三十年来，何莫非此欲遏其机者阶之厉乎?”刘大欐说“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但是虚字用得不好，则“枝蔓软弱，少古人厚重之气”。严复译文之病在于虚字太多，枝蔓软弱，缠绕纠结。章太炎之文相对少用虚字，则厚重闳实，一气贯通。
　　严复的古文书写，如果是翻译著作，还表现为改造西方语句结构时造成的语义模糊。严复用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要“颠倒”大量的英语句式。“颠倒”也许是任何翻译都需要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翻译的特质。那么，在英语句子与文言汉语句子的“颠倒”中，文言汉语句子因其自身的简短、对称要求，可能会对英语的包孕结构很不适应，从而造成更多的语义丛生。如《群己权界论》的《首篇。引论》的开头：
　　有心理之自繇，有群理之自繇。心理之自繇，与前定对；群理之自繇，与节制对。今此篇所论释，群理自繇也。盖国，合众民而言之曰国人(函社会国家在内)，单一民而言之曰小己。今问国人范围小己，小已受制国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权力界限，定于何所?
　　改变西文的语句结构，是严复翻译不得不采取的造句途径。与原文从上面两段文字的对照可以看出，Mill英文为一句，严复中文则为三句。语句结构的改变并没有使得中文的表达更加清晰。如果不对照英文，只看中文语句，则意思很清楚。但是如果对照英文，则问题很大。比如严复用“节制”的对立面来解释社会自繇，对照原文，还以为“节制”是limit的中译，直到第二自然段开头“与自繇反对者为节制”的英文才会明白，这句英文的开头是丁he strugslc between Liberty and Authori，tY……，“节制”原来是Authority的对译。抛开“节制”与Authority之间的语义差别不论，严复译文省略了“社会通过法律施加在个人身上的权力的本质和限制”这一对社会自繇的直接界说，使得何谓社会自繇并不清晰。相反，尽管英文语句结构繁复，但是意思很清楚；严复译文语句结构简单，但是意思差误很大。造成这一差误，一方面与严复的选词有关，另一方面与严复的造句有关。
　　
　　三、语言伦理：天演与人为
　　
　　严复的古文书写，在新机与压制之间曲折成长。尽管严复维护古文书写的立场异常坚定，但是晚清民初汉语书写的多种姿态可能对严复的这一立场产生了内在冲击。晚清民初的汉语书写如梁启超“新文体”作为报刊文体的巨大辐射；随着报刊兴起以及与开通民智的时代主题的结合，白话文的提倡轰轰烈烈；随着学堂的兴起以及教育的现代转向，演讲这一要求口语表达的言说方式被普遍使用。这些可能都对严复的古文书写有着某种冲击。民国之前，严复的古文书写坚持使用自创的单音节的汉语词语，而有意识拒绝使用双音节化的从日本输入的词语，尽管有时不自觉地在使用。可是在民国之后，严复的古文书写似乎发生了某种有意识的转变。1913和1914两年，是民国成立后严复古文书写的又一个高峰期。这时期的古文书写在用词上显得更加宽容。1913年的《论中国救贫宜重何等之业》继续使用“漏卮”、“计学”等词语，但是同时像“关税”、“实业”、“企业”、“公司”、“自由贸易”、“工业”、“物质文明”等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都已经频繁使用。1913年的《天演进化论》中“储能”、“效实”、“易事”、“分功”、“么匿”、“小己”仍在使用，但是“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机关”、“全体”、“个体”、“女权”等多次出现。1914年的《(民约)平议》中“直”、“内籀”仍在使用，但是“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归纳”、“演绎”、“社会主义”等频频亮相。从日本引进的双音节的汉语词语在严复的古文书写中越来越凸现，这个变化体现了严复古文书写的时代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